《天下郡国利病书》是明末大学者顾炎武煌煌历史地理巨著。
作者写作此书的起因，是因为“崇祯己卯，秋闱被摈”。崇祯己卯，即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作者入京参加会试落选，“退而读书”。当时内有流贼纵横中原，外有满洲贵族集团虎视眈眈，作者“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按照作者训练有素的方法“有得即录”，到康熙元年（1662）七月，历时二十三年，《天下郡国利病书》最终完稿。
顾炎武，字亭林，清代考据学之祖
作者编撰这部书的目的，主要是愤慨“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要经世致用，改变宋以来，特别是明朝人空谈义理、不切实用的学风。所以作者广泛取材，取二十一史中的资料，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中的历史地理资料，取为政治借鉴，为后来的统治提供方便。
顾炎武读书丰富，甚至在他为“反清复明”奔走的途中，都随身带着许多书，平生手不释卷。精力又充足，很懂得取舍材料，引用大量的史料来进行考据工作，是清代考据学的始祖。王国维先生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曾言及：“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干、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清代学者阮元说：“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都论定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
顾炎武留心边疆地理，在顾炎武包罗万象的学养中，最为人称道的，一为音韵之学，一为地理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盖地理之学，炎武素所长也。”晚晴张之洞在所纂《光绪顺天府志》中说顾炎武“博极群书，最明于地理之学”。有如此雄厚的根基，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自然是天下之杰作。
但由于顾炎武本人的身份，他是明朝遗民，始终不肯与清朝合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有违碍的地方，被清朝***下令查禁。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所藏清代文字狱档，及姚觐元所著《清代禁毁书目四种》中，都有和顾炎武著作相关的记载。此书因此不在市上露面，只在几个学者之间辗转流转，因此只有少数人能够目睹它的真颜。《天下郡国利病书》在清***的文化高压政策下，沉埋了三百年。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天下郡国利病书》直到清末才又在昆山显身，完璧归赵。当时的学者将它出版于世，以嘉惠学人。
正文
顾炎武逝世后，他的遗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据顾炎武嗣子衍生说，遗稿被顾炎武的外甥徐乾学兄弟取走，带往京城。后来徐氏兄弟因为贪污犯罪，被御史弹劾，夺职还籍，其中一部分遗书回归顾氏。徐乾学是顾炎武的外甥，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建筑传是楼，专门收藏四方书籍，是清代著名的藏书楼。但在徐乾学所编的《传是楼书目》中，却没有见到《天下郡国利病书》。
其后，《天下郡国利病书》又辗转流传到吴中藏书家王闻远字莲泾手中。王闻远是清初思想家唐甄的女婿，曾刻印唐甄《潜书》四卷。在他所著的《金石契言》中，叙心交七十七人，皆畸人逸士，其中前辈心交即有顾炎武的挚友朱彝尊。王闻远也收藏了很多书，有《孝慈堂书目》传世。但在《孝慈堂书目》中，也没有发现《天下郡国利病书》。或许是二人担心清朝的文字狱，连书目上都不敢记录了。
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张秋塘带着《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去见藏书家黄丕烈，“云是书是传是楼旧物，后归顾归王，此乃得自王莲泾家。盖莲泾素藏书，而健庵系亭林之甥，其为原稿无疑。即有残阙，安知非即亭林序所云乱后多有散佚者乎？重询是书，已归蒋春皋处，余方悔前此之不即归之也。阅岁，至壬子秋，有五柳居书友携是书来，余且惊且喜……遂以白镪数十金易之”。（《四部丛刊》三编本黄丕烈《天下郡国利病书跋》）这样，离开传是楼的《利病书》原稿，经过孝慈堂，又转入江南另一座著名的藏书楼黄丕烈的士礼居。
此后，《天下郡国利病书》又经过多次流转，不知道传在谁人手中，下落不明。士礼居的藏书，维持时间比传是楼更短，未及黄丕烈去世，已经散出殆尽，其书多归苏州富豪汪士钟的艺芸书舍。《天下郡国利病书》也随之遗失。
汪士钟的父亲开了家布号，资产丰富。“廉孝（黄丕烈）歾，其书为汪观察士钟稛载而去，虽易主，未尝散也。”汪氏钟死后，诸子分财，家道败落，他收藏的图书也没人管了，散失掉了。清末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中记载这件事：“荛翁（黄丕烈）的遗书后来都归汪氏，汪氏中落，又流落出来，于是经史都归了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子集都归了聊城杨氏海源阁。”（《孽海花》第十一回“潘尚书提倡公羊学、学士狂胪老鞑文”）
铁琴铜剑楼是学者瞿镛的藏书楼，瞿镛所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也没有关于《利病书》的记录。《利病书》是否曾流入汪氏和瞿氏、杨氏家中，也没有资料显示，我们不得而知。
嘉庆八年（1803）平江徐撷芸，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书跋云：“此书向未付梓，流传于前者悉皆抄本，余无从购觅，心窃志之。壬戌之秋，锡山杨南池表兄过访，道及同邑虞君锡纶家藏此书原本，间亦借人抄录。”通过这份材料，我们可以从历史的疑雾中，一窥《天下郡国利病书》的辗转流传的刊刻命运，以及当时学者对这部巨著的渴慕。
昆山顾炎武故居
光绪末年，王颂文和方惟一在昆山吴讷士的书斋中，无意间发现此书，相感惊奇。因为《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下落不明，二人以为幸遇。过了一年，顾亭林被崇祀孔庙。方惟一又去拜谒吴讷士，转达乡人的恳求，想要得到这部书，用来纪念亭林。吴讷士认为这是一件美事，慨然许诺，将书交给方惟一带回昆山。昆山人把《天下郡国利病书》郑重归藏亭林祠，《天下郡国利病书》终于完璧归赵，而此时清朝在中国的专制统治也行将结束，二者刚好同时发生，可以说是有明显象征意义。《天下郡国利病书》归藏亭林祠，可以说是对顾炎武的告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