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5月10日下午,已经抱病多年的沈从文在会见著名女作家黄庐隐的女儿时，突然心脏病发作。此前耄耋之年的沈从文看起来精神一直不错，没有任何征兆。
在神智尚未模糊时,沈从文紧紧握着妻子张兆和的手,对她说出了这一生最后的话:“三姐,我对不起你。”
那么，一代文豪沈从文为何在离世前向妻子道歉？他们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六十年前的师生恋情说起。
一、“乡下人”恋上“富家千金”1928年，在各方呼唤之下，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一职。经胡适举荐，沈从文来此担任教师。
沈从文年纪不过26岁，但因为已在北京文坛“混迹”多年，积累了很大的社会名气。
刚一开学，很多学生就挤进小小的教室，想要一睹这位文学“新锐”的尊容。虽出身行伍之中，但是眼前的状况，还是让近年来一直伏案执笔的文人沈从文无所适从。就这样，紧张的他在讲台上呆呆地站了将近十分钟没有说出话来。
不过值得欣喜的是，在这堂洋相百出的第一课上，沈从文认识了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她的曾祖父张树声曾担任过两广总督，父亲是民国著名的富商，在老家拥有良田万顷。
张兆和出落的落落大方，气质自信优雅、知书达理。她的自信潇洒深深地吸引了老师沈从文。
（学生时代的张兆和）
一次，沈从文路过操场，远远地看见张兆和在操场上一边走着，一边吹着口琴。待走到操场的尽头，她潇洒地一甩头发然后转身，继续边走边吹口琴。沈从文被眼前这位神采飞扬、充满活力的少女“俘获”了，自此无法自拔。
但是，在面对这位出身名门成绩出众的大家闺秀时，生于农村的“乡下人”沈从文明显是自卑的。
（中国公学旧照）
他害羞于和爱慕的人当面直接表达自己的心意，但那份相思之情又让他欲罢不能。他将所有的深情都寄托在了信里，以表达自己的爱慕：“多数人愿意仆伏在君王的脚下做奴隶，但我只愿做你的奴隶。”
这些情话，将沈从文的“卑微”表现的淋漓尽致，因为在爱情里，单恋者的相思本就一文不值。这样炽热的“爱意”让张兆和一时不知所措。面对求爱者的这些来信，张兆和一律不予回应。
其实，落落大方的张兆和此时已是学校的名人，很多人视她为校花。每天的情书如纸片般纷至沓来，调皮的张兆和均不理睬，还将这些追求者编号，而腼腆含蓄的沈从文只能排到“癞蛤蟆13号”。
（沈从文亲笔信）
但是另一头的沈从文却难捱相思之苦，每日无精打采，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张兆和听说后，不免有些困扰和紧张。她拿着那些沈从文写给她的书信，找到了校长胡适，向他请教该如何是好。
出乎张兆和预料的是，胡适不但不反对沈从文此种发展“师生恋”的“恶劣行为”，而是跟她说：“这有什么不好的，我和你爸这么熟，要不要我找他谈谈你们的事？”
“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胡适补充道，听到此话的张兆和顿时急红了眼，脱口而出一句“我顽固地不爱他！”
胡适听了张兆和的回答有些惊讶，就提笔给沈从文写信说：“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爱你，你错用情了。你千万要坚强，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能拒人自喜。”
（张兆和姐妹及连襟合照）
但是，深陷爱河无法自拔的沈从文，依然坚信自己可以打动张兆和的心。坚持将爱慕之意源源不断地通过书信表达出来：“蒲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
为了不让自己的“死缠烂打”给张兆和造成困扰而令其荒废学业，沈从文屡次在信中叮嘱，让她以学业为重。
1930年年初，胡适北上到北京大学任教前，辞去了中国公学校长的职务。不久之后沈从文转到国立青岛大学任教，而张兆和则继续留在中国公学，完成学业。
两人自此相隔千里，但是沈从文并没有放弃这段感情，为解相思之苦，他继续鸿雁传书。
（书案前的张兆和）
两年之后，张兆和从中国公学毕业，然后回了老家苏州，两人的距离更远了，此时的沈从文决定展开进一步攻势，他要去张兆和家会面。
临行前，由于不知该带什么礼物好，手足无措的沈从文特意去请教了巴金。巴金认为书籍既不显得庸俗又显得庄重，于是他带着一摞自己珍藏多年的西方名著，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在路上，沈从文幻想了很多与张兆和见面的场景，所以来到苏州的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将自己好好收拾打扮了一番，来到了张家所在的九如巷。
（苏州九如巷街景）
沈从文身穿灰色长衫，戴着一副眼镜，透着一股文绉绉的文人气，来到漆黑的大门前，他告诉门房，自己从青岛来，要找张兆和。得到的回应却是：“三小姐现在不在家，您进来等一会吧。”
由于是第一次到张兆和家做客，沈从文显得格外紧张，他没有进门，而是退到了大门外的墙角，直愣愣地站在夏日的艳阳之下。后来，张兆和的二姐出来迎接，面对张允和的盛情邀请，沈从文显得有些局促不安，吞吞吐吐地说：“我还是走吧。”
张允和便取出纸笔，让他留下了自己的住址，才知道原来他住在旅馆。中午，张兆和从图书馆回来，二姐责怪她到：“明知道今天沈从文要来家里，你却故意躲着他。”张兆和却并不服气：“我不是天天都去图书馆吗？”
（神采奕奕的沈从文）
在二姐的劝说之下，张兆和决定去见一见沈从文，但是当他得知沈从文住在旅馆时，变得有些为难起来：去了旅馆该怎么开口呢？二姐就给她出主意说：“你就说你家里有很多小弟弟，很可爱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
三十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起两人在旅馆见面的场景依然如数家珍：“由于上午没有见到她，我有些失望，闷闷不乐地走回了旅馆，一直躺在床上，也没有胃口吃饭。”
“这时候只听见门外清脆的敲门声，我知道一定是她，因为我在苏州并不认识别人。我非常激动，一下从床上蹦了下来，开门之后，只见张兆和就站在门外，双手背在身后。”
（张兆和与姐姐张允和）
“我邀请她进屋，她却没有上前，而是后退了一步，红着脸轻声对我说：‘我家里有很多小弟弟，很可爱也很好玩，请到我家去。’说完一溜烟就跑了。”
就这样，沈从文得以踏入张家门，而且整个暑假，沈从文都待在张家，给张兆和和她的几个弟弟讲故事，这段时间的相处，使得张兆和逐渐对眼前这位学识渊博的青年书生心动了。
1933年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信，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可以请二姐张允和帮忙，向她父母说明提亲的事，让他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晚年张允和）
其实，在儿女的择偶问题上，张兆和的父亲张武岭非常开明。在得知沈从文的意思后，他很快就同意了。
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但是当时沈从文非常穷，家里根本拿不出像样的彩礼，婚房中完全没有什么陈设，也没有一点新婚的喜庆气息，只有床上的百子图罩单能看出一点办喜事的气氛，这是好友梁思成夫妇送的。
二、风雨情路上的“意外”新婚没多久，沈从文的母亲就病危了，所以他不得不返回老家前去探望。
对于新婚燕尔的两人来说，这难免是煎熬，而踏上回家路的沈从文为缓解相思之苦，只能不停地将思念通过书信传达：“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伏案执笔的沈从文）
两人门第差距或许从一开始就为这段婚姻的不幸埋下了伏笔。张兆和自幼过着富足的生活，从小家里佣人保姆管家围着她团团转，她自己更是十指不沾阳春水。
但是，嫁给沈从文后，原来的锦衣玉食变成了柴米油盐，张兆和却丝毫没有后悔。她换下了华服，开始学着洗衣做饭操持家务。妻子的这些变化让沈从文很不习惯，他不明白自己心中的白月光怎么就变成了朱砂痣。
他有些不满意：“你为什么不染发，穿点时尚的衣服呢？”听到沈从文这么说，张兆和很是委屈，因为她觉得沈从文本就收入不高，婚前又没有积蓄，平时他还喜欢收藏古董字画，自己哪有多余的钱来买时髦的衣服呢？
（沈从文青年时代）
之后，二人经常因为此事而起争执，矛盾越来越深。这个时候，一个叫高青子的女人闯入了他们的生活，让这个原本就不太和谐的家庭自此出现了裂痕，这也成为了沈从文一生的愧疚。
沈从文与高青子相识于好友熊希龄家，当时高青子正在熊家担任家庭教师。
有一次，沈从文前去拜会熊希龄，但是恰巧好友不在，于是家庭教师高青子接待了他。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高青子既有美貌又有才华，而且她此前曾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对他很是钦慕。
在与沈从文第一次见面之后，一直渴望在文坛闯出名堂的高青子决定借助沈从文的帮助，让自己的文学路走起来更为顺畅。
况且，眼前这个男人年轻儒雅，正是自己幻想过无数次的白马王子。沈从文也被这位年轻貌美毫无世俗之气的文艺女青年吸引了，他黯淡无光的生活瞬间被点亮了。
（熊希龄纪念馆）
一个多月后，沈从文再次来到熊希龄家，高青子也“如约而至”。这次，她穿了一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而且还特意在“衣角袖口缘了一点紫”。
看到高青子这身装束，沈从文呆住了：这样的装束和自己在小说《第四》里描绘的女主人公装束一模一样。
也许是高青子身上的青春与活力将沈从文深深吸引了，也许是高青子那满眼的崇拜让沈从文觉得满足。总之，此时的沈从文，不顾在家安心操持家务的妻子，坠入了高青子精心编织的情网。
家庭的危险已经在路上了，但是此时的张兆和却一心扑在家庭和孩子上，对近在眼前的威胁毫无知觉。
实际上，这两人的结合从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幸福。因为两家门不当户不对，出生乡下的沈从文是浪漫的书生，天生敏感；而身为大家闺秀的张兆和则更加务实。
婚后，面对当前的处境，张兆和迅速调整了心态，很快就适应了平淡的生活，从一个千金大小姐转变为妻子、母亲。虽然有很多不适应，张兆和却并没有抱怨。
面对婚后的张兆和全身心投入到家庭和孩子，沈从文丰富的情感无处寄托和释放，于是面对主动的高青子，他无可避免地沉沦了。
对于有家庭的沈从文来说，他最初只是精神上的寄托，同时也把这些情感释放在小说里。
1936年春节，完全控制不住自己情感的沈从文找到了自己的好友林徽因诉说。在听了他描述的这段既甜蜜又痛苦的婚外情时，林徽因鼓励他向妻子坦白。
（新婚时期的沈从文夫妇）
其实，对此风言风语早有耳闻的张兆和一直不予理睬，可是，这一次沈从文亲口道出了与别的女子的情感纠葛，让她很是震惊。这犹如一记闷棍，张兆和被惊醒了。
于是，张兆和带着孩子回了娘家。她没有江东秀洒脱，没法原谅丈夫出轨，也没有那样坚定毅然选择离婚。用别人犯的错误惩罚自己确实足够愚蠢，只有和解才能获得快乐。但是，想要做到完全和解和释怀是何其难。
作为一个普通人，她做不到和解，这就注定了她后半生很难真正地快乐起来。这种状况着实让沈从文始料未及，赶忙写信跟妻子忏悔，虽然言辞至诚至深，但张兆和开始紧闭心门了。
（沈从文著作《边城》）
张兆和离开后，沈从文才后知后觉地重新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放到妻子身上。为了能够挽回妻子，沈从文又一次展开了书信攻势。虽然最终张兆和回到了他身边，心里却一直有些膈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躲避战乱沈从文南逃到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而张兆和并未一同前往，选择和孩子留在北京，而此时高青子任教于西南联大。坊间一时盛传起两人的绯闻。
也许是出于对妻子的愧疚，也许是想要自证清白，沈从文多次来信要求妻子带着孩子来昆明团聚，每次张兆和都拒绝了，其实无论是出于心中的怨念，还是出于安全考虑，张兆和拒绝前往均在情理之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
而在沈从文看来，妻子一次次拒绝与他相聚，是故意为之，并先发制人提出质疑：“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张兆和则认为沈从文是在无理取闹，，但还是以理性的笔触给丈夫回信：“你说的这些话，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你脑筋里想的全由于太忧郁的缘故，以后再写那样话我不回你信了。”
最后，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张兆和还是妥协了，带着两个孩子历经三个月的颠沛流离，艰难地到达昆明。
此时的高青子眼见自己与沈从文的感情无法有结果，选择从西南联大离职，从此彻底从两人的婚姻中退出，但是张兆和心里却已经无法原谅丈夫。
三、难以愈合的伤痕终成遗憾1949年年初，郭沫若发表的《斥反动文艺》文章，犀利而尖刻地将沈从文批判为“粉红色文人”，让沈从文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危机。沈从文神经极度紧张，总觉得有人要迫害他。
（郭沫若）
在写作无法真正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之后，沈从文决定搁笔，而此时的张兆和担任《人民文学》的编辑，这让家里人很难理解沈从文的做法，当全国人民都在追随新中国的步伐准备大干一番事业时，他却不思进取自甘堕落，这使得沈从文与家人的隔膜越来越深。
家人的无法理解，让沈从文觉得自己在精神上孤立无援，逐渐患上了抑郁症。3月的一天，儿子沈龙朱发现沈从文把手伸进电线插头里，他慌张地赶紧拔掉电源，但这只是个开始。
几天之后，沈从文用小刀将手腕和颈部的血管划破，鲜血流了一地，已经陷入了昏迷，幸亏有人恰好到家中做客，听到房间内的呻吟声，破窗而入后将他送到了医院。被抢救过来的沈从文以为医院是牢房，吵着要离开。
（出院后的沈从文）
出院后，沈从文住进了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而此时的张兆和却选择前往华北大学深造，也许在张兆和心里还没有做好准备面对这样的丈夫。
随着沈从文步入晚年，当年作为理想主义文人的棱角逐渐被岁月磨平，他慢慢地体会到了妻子一直以来的难处和不易。所以，他努力寻求张兆和的谅解。
其实与丈夫分开之后，张兆和就时刻挂念着他，但是她从来没有表露过，在得知沈从文住院后，张兆和心里很着急，不断地打听丈夫的病情，但是在沈从文长达几年的住院治疗期间，张兆和始终未踏入他的病房。
唯独有一次，在乡下劳作的沈从文在收到妻子张兆和的回信后，眼泪顿时就流了下来，对于妻子的这份谅解，他苦苦等了23年。去世前，他将自己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留给了张兆和：“三姐，我对不起你……”
很多人说张兆和太过决绝了，但是谁又能真正体会到她内心的苦楚。她虽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是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进步女性，她无法忘记丈夫的背叛，也就无法真正达成和解。
也许沈从文的离世让张兆和真正得到了解脱，她开始整理沈从文的文稿，选择勇敢地直面两人一生的纠葛。
此时的张兆和不禁感叹：“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过去不知道的，如今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如今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
也许，已阅尽人世沧桑的张兆和已然释怀，她虽然无法原谅丈夫的行为，但也是直面真情。
（沈从文夫妇晚年旅游照）
或许，是丈夫临终前的那句“三姐，我对不住你”让张兆和开始释怀，试着去理解他，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明白他一生中承受的压力，逐渐懂得他的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