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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栋汗牛(充栋汗牛的意思)

时间:2022-04-03 08:55:24 浏览:10次 作者:用户投稿 【我要投诉/侵权/举报 删除信息】

作者:祝晓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任何一部经典都是在无数次的重读与重估中,形成并确立其为经典的,《论语》也不例外。它承受过最高的赞誉和尊崇,也承受过最严厉的批判和污损。以当下的眼光重新审视它,当然也会发现新的意义。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行记录,“《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论语》“记孔子与弟子所语之言也。论,伦也,有伦理也。语,叙也,叙己所欲说也”(刘熙《释名·释典艺》)。所以,“论语”的意思就是“有条理地叙述自己的话”。《论语》一书不成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根据郑玄推测、邢昺疏证,《论语》由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人撰定,但又经过大家讨论,以避“妄谬”,然后编定,故谓《论语》。“当时尚属口传身授,因而能免焚书之厄,门户之争”(陈克明《群经要义》,东方出版社1996年,230页)。但从唐人柳宗元开始直到近人,很多学者推测《论语》是由曾参的学生最后编定,梁启超、杨伯峻等就持此说,理由是:一、《论语》“不但对曾参无一处不称‘子’,而且记载他的言行与孔子其他弟子比较起来为最多”;二、曾参在孔子众弟子中最年轻,《论语》中有一章记载曾参将死之前对孟敬子的一段话,“《论语》所叙的人物与事迹,再没有比这更晚的,那么,《论语》的编定者或者就是这班曾参的学生”。因此,“我们说《论语》的著笔当开始于春秋末期,而编辑成书则在战国初期,大概是接近于历史事实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导言》,中华书局1958年,5页)。李零则更进一步发问:“你心中的《论语》是哪一部《论语》或什么样的《论语》?”他认为,“这书恐怕不是原始记录”,“撇开编辑过程不谈”,《论语》的内容,“它的构成要素,大约是形成于孔、孟之间的战国早期,大致年代范围在前479至前372年之间”(《丧家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28—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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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论语》有三种版本,也就是三种来源,通常称之为鲁《论语》、齐《论语》和古《论语》。鲁《论语》二十篇;齐《论语》二十二篇,多出《问王》《知道》两篇;古文《论语》二十一篇,没有《问王》《知道》两篇,但是把《尧曰》的“子张问”另分为一篇,于是有了两个《子张》篇,篇次与另二者也不一样,文字不同的计四百多字。何晏把《论语》在汉代的传授、整理与注解的情况,大致分了三个阶段:“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惟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至顺帝时,南郡太守马融亦为之训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于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何晏《论语集解》行世后,比较重要的还有梁人皇侃编写的十卷《论语义疏》、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论语义疏》很长一个时期在国内失传,清代初年,才从日本传回。后者《论语正义》集清代《论语》考据的大成。刘宝楠年轻时,与人抓阄,发誓各治一经,宝楠抓得《论语》,从此一生全力研究《论语》,最后由其子刘恭冕续编成书。古今中外关于《论语》的著作汗牛充栋,1956年杨伯峻著《论语译注》时,查阅日本学者林泰辅的《论语年谱》,其中著录已有三千多种。近些年,传统文化热兴起,各家注本、读本,新增又何止百千。

当然,《论语》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是随着文字文本一同留传下来的文学遗产及其人文思想。这些核心的人文思想、文明精神要素,也在一次次的编纂、注疏中得以阐发、突显。也可以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论语》蕴含着具有永久价值的人文思想内容,它才能不断地启发后人,被后人不断地继承、弘扬,每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

《论语》内容广泛,涉及当时社会的政治、道德、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孔子的文学思想与艺术精神,也都可以在《论语》中找到最直接、最显明的论说。孔子把学习“诗”“乐”,放到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突出的地位,认为“不能诗,于礼谬;不能乐,于礼素”(《礼记·仲尼燕居》),“不学诗,无以言”(《泰伯》),“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他把“文”列为“四教”之首位:“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述而》)——尽管这里的“文”虽然多指“文献”,不完全指文学,但文学、文字、文章、文化的意义也是不能排除的。孔子把“诗”和他的政治学说的核心“礼”并列,“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从道德修养、言辞应对等多方面说明学习文艺的重要意义。他强调文艺的社会作用,“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对文学的美感作用、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做了全面论述。孔子主张“中和”之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表现欢乐和悲哀的感情应该适度,不能过分,反过来,认为无度的郑声“淫”是应该摒弃的,主张“放郑声”,这是孔子思想中庸之道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他还提出“思无邪”,确立了儒家评诗的标准;倡导“中和”之美,建立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提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质统一的观点,这些,都是开创性的。

孔子既是易代之士,也是游学之士。孔子文学观既尚文,又尚用,“惟其尚文,所以不同于墨家;惟其尚用,所以又不同于道家”(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23页)。在春秋纷乱的大时代,孔子既然也希望自己的学说能被国君采纳,“尚用”就是很自然的。孔子文学观和他的总体思想一致,都是以仁爱为核心。仁是符合等级制度(礼制)的言行规范(克己复礼为仁),又是维护家长制的精神支柱(“孝悌”为“仁”之本),从品德素养的角度说,仁又是恭(庄重)、宽(宽厚)、信(诚实)、敏(勤敏)、惠(慈惠)这些品德的总称。尽管如此,对人的普遍的关怀(“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仍然是“仁”的思想中重要的内容。这种关怀和主张,与孔子的时代并不协调,但却超越了他的时代。

孔子的文学观与他的教育观、社会观和道德观紧密相联。孔子在仁爱的基础上,主张“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以诗解礼,诗礼互解(《学而》)。行为与言谈,作文与学诗,都要守礼。“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礼,当然首先是当时的等级制度和社会道德规范,所以如果具体地看,孔子的这些主张是有局限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礼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秩序。小至一个家庭一个社区,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如果是一片混乱,像春秋战国各诸侯国那样,动辄诉诸武力,那就不是一个安定的文明社会。在美的内容与形式方面,孔子强调美与善的结合,“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孔子也强调中和之美、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中庸,就是既不是不及,也不是过,而是恰到好处,折中矛盾,反对极端,是中正、平和,是“允执其中”,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一种中庸之美、中和之美,当然也是一种克制之美。孔子在这里,实际上讲出了一个文学艺术的真谛,那就是凡是真正的文学艺术,都是一种“受限制”的工作,一种克制的创造。这里面,还强调什么呢?就是与社会规律的协调,与自然规律的协调,与人自身的情感、道德的协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首先己方要克制、要理性,不要走极端。在国际关系中,就是注重协调各方利益,在合作共赢中创造和谐关系,所谓“和而不同”(《子路》),“礼之用,和为贵”(《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孔子文学观中的仁、礼、中庸、和、美善统一等思想核心,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要素,惠及后世,也会对当今世界文明有所贡献。

孔子教育弟子学习,强调学诗,学乐,还与人的日常生活、学习紧密结合,把学习与修养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这也是其一大特点,这也正与我们当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推进相契合。

当今国际风云变幻,面对人类文明的未来,重新品读《论语》中这些富有智慧的论述,当然是很有意义的。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21日13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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