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政治系 李汉松
编者按：沃尔特·凯吉（Walter Kaegi），1937 年生，罗马与拜占庭史泰斗，曾发起“拜占庭研究学会”、编辑《拜占庭研究》，长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著有《拜占庭与罗马的衰落》《拜占庭帝王希拉克略》《北非的穆斯林扩张与拜占庭崩塌》《拜占庭军队、社会与宗教》《拜占庭与早期伊斯兰征服》等。2022年2月24日，凯吉病逝。文中，李汉松回忆了学生时代与凯吉的交往，以为纪念。
3月底的“风城”才解除冰封，哈珀图书馆前的玉兰蠢蠢欲动，但春暖最快的还是学生的风闻言事。那年，芝加哥大学开了一门“拜占庭帝国：公元610-1025年”，时间定在晚七时至十时，总归吸引了八九个学生，其中几位研究生趁教授未至，已经讲演起了学林轶史。一人道：“凯吉脾气古怪，阴晴不定，诸生宜小心！”另一人菩萨心肠，提前为我们这样读书不多的本科生选好了立于不败之地的论文题目：“还是谈‘毁坏圣像运动’罢！这大约是老头子讲的这几个世纪中唯一可圈可点的事儿了！”
一片切切察察声中，凯吉先生的拐杖声咚咚地到了，紧接而至的是一个颤颤巍巍的身影，一寸一寸向前挪。只见他白发稀疏得突兀，浮肿的双腿套着肥大的旧裤，本来虎虎生威的拐杖，首尾也一并磨圆了。我心中暗忖：这便是那个纵横四海，探访利比亚、勘察突尼斯、巡游伊拉克的当代希罗多德么？待他终于坐定，已花了五分钟。之后的疑难便是电闸开关和幻灯投影了。这些爱迪生时代前后的发明，他概无所知，偏偏又执意要用。我不巧坐在其侧，只得荣升助理，协办教务。真当侃侃而谈时，凯吉精神陡发，宏言叙史三个钟头，也不歇息。大抵是慑于“脾气古怪”的警告，第一堂课后鸦雀无声，无人提问，饶是我初生牛犊不怕虎，举手发言：“据说赫拉克利特时代起，拜占庭便采用了军区制（θέματα），不知先生有意谈一谈么？”不料却问得岔了，遭他一口回驳：“许多学者毫无证据便宣称‘军区制’是赫拉克利特的发明，实属无稽之谈。你说的这个希腊词九世纪后才出现。更有一位名叫霍华德‧约翰斯顿的牛津教授，说此词源于蒙文。你看到了，我之所以没有布置你们读，是因为他的书太过古怪且危险。”听到这里，博士生们点头更卖力了，仿佛根本知道这件事一样，又似乎悟到了出头椽子先烂的至理。
先生的“坏脾气”不止于批判歪理邪说。某夜，一群人闯入教室，信誓旦旦地要占用场地办社团活动，凯吉气得浑身发抖，挥舞着金刚杵一般的法杖要敲他们的脑袋，吓得众人抱头鼠窜。隐约之中，不知谁稀稀拉拉地鼓了几声掌，但余者或欲鼓又止，或反勇为怯，掌声便消停了。于是，关于雅穆克战役确切地点的研讨又重新开始了。又一次，先生家失窃，盗贼瞅准了他移动迟缓，破门而入，但凯吉不是“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而是挥舞拐杖与歹徒搏斗起来，最后落下个轻伤。
凯吉只认史料，其余六亲不认。一次，我读到他的老同学、执教普林斯顿的约翰·哈尔顿教授在《拜占庭世界中的战争、***与社会：565-1204》第202页的一段叙述：公元970年，当巴达斯·帕卡斯将军被派遣攻击罗斯人和他们的游牧盟友佩切涅格人时，先命约翰·阿卡塞乌斯将军佯装退败，再伺机伏击之。我仔细考究，发现打这一仗的不该是巴达斯·帕卡斯将军，而是巴达斯·斯克莱罗斯将军才对，此巴达斯非彼巴达斯也。甚至在哈尔顿引述的那幅图卷里，也赫然写着Σκληρός。我问凯吉：是我错了，还是拜占庭史泰斗哈尔顿先生糊涂了？先生查证了一日后，斩钉截铁地答复道：“是斯克莱罗斯，你说得对。”大约是奖励我挑出了老友的错误，他从自己的收藏中择出了列奥执事的《历史》和列奥六世的《战术》借我，嘱我早读早还，“如若影印，切不可毁坏书面”。
毁坏书面、借书不还俱是大忌。先生的办公室一片狼藉，书海莽莽，毫无章法。但去得多了，听他指挥我找资料、修复书页，又渐渐琢磨出了门道，原来也是个“蛇蟠阵”“撒星阵”，胡乱堆砌之中有法可依，有理可循。期末写论文，我又借走他一部典籍，限期一日。当夜，我在哈珀图书馆逐字抄录希腊引文至凌晨五时，不知不觉昏睡过去。醒来已近晌午，眼前赫然一封催促信：“时辰已过，请立即把书还到我办公室外的信箱！不然等你厚厚的论文来了，非堵塞不可！”我终究还是把书和论文一同塞进了信箱。
从利比亚到叙利亚，从库尔德斯坦到基辅罗斯，凯吉“大巡游”过的拜占庭帝国交界面涵盖了时下冲突频发的欧亚非三大洲，他的夫人也曾在联合国驻突尼斯维和部队服役。先生虽深谙国际关系，却与屡猜屡错、屡错屡猜的政治科学家不同——他从不轻易断言。大约因为亲历过政变和内战，他不把流血当作沙盘推演的儿戏。他生长于俄亥俄谷，个人政治观点却无人知晓，但我自有一段猜测。某日茶话后，他忽然问我：“昨天校园里在吵些什么？”我说：“是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来了，我去座谈，他狠狠地拍了我的后背一掌。”凯吉向来自带三分怒气的面孔竟松动了，露出一丝微笑——这是最确凿的证据。
作者与沃尔特·凯吉
凯吉先生推崇过时已久的史家吉本和汤因比。他这辈学人亲受宏观史感召，亲睹学界细化分工，又亲手以严谨的新史学方法掩埋了哲学化、教育性、史诗般的旧史学传统。但“举其宏纲，撮其机要”，又不必“剪裁浮辞”的世界史终归是未了之情、不解之结。人到暮年，凯吉甚至有意为汤因比的《康斯坦丁·普菲洛杰尼图斯与他的世界》平反。一日，我们谈到麦克尼尔的《汤因比传》，我问他：汤因比其人如何？他瞄了一眼我的领带皮靴，娓娓答道：“总归是‘预科生范’（preppy）十足！”在他这位学院派看来，汤因比正因不受专家待见，游离于传统学界之外，才著作等身。我趁机自称也有泅水多瑙河之志，游说他举荐我环欧游学。他挥笔立就一封推荐信，大意是向芝大官僚说明：此生必亲涉拜占庭帝国边疆——从马扎儿草场到乌克兰草原，尤其是希腊北部和保加利亚——学业才能更进一步，但希腊夏天太热，此诚不可不察也云云。这段不着边际的说辞竟神奇地为我赢取了不菲的游学金，得以遍访维奥蒂亚、塞萨洛尼基和见证过斯拉夫入侵、迁徙和战争的欧亚大地。
待再返芝城时，听说凯吉已在办理退休手续。我选了他的最后一门研讨课“北非：从古代晚期到伊斯兰”，再请他出山指导我一篇比较宋夏关系和拜占庭-保加利亚关系的论文。他沉吟不决，顾忌自己不懂西夏文，更顾忌我现学现卖中古教会斯拉夫语，好劝歹劝终于同意。这大抵得益于他的中国情结：每当历数各国东亚馆藏，尤其是堪萨斯州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的中国文物，他便双眸生光，心向往之。后来，这篇字数严重超标、脚注比正文长的论文入围了中古史最佳论文奖，斩获了最佳国际史论文奖。据掌故渊博的博士生们说，一切非美国史的历史都叫作“国际史”，而“中世纪史”则指“西欧中世纪史”，总之，东罗马帝国一向受人轻视。大约是这个缘故，凯吉闻讯欣喜非常，庆功会时竟然步履维艰地来了，而我却迟到了。辅导员抓到我时，已急得满头大汗，说：“老先生从不来系里参加活动，这次冲着你的面子来了，你却迟到了！他一直在用那根拐杖敲地面哩！”我慌忙来见他，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半晌吐出一句：“你迟到了！”又说了句：“祝贺你！”转身便走。我们熟知他的秉性，也见怪不怪。之后我读到他的评语，最后一句说：“这篇论文抱负非凡，我读之艰难异常，大约是我懂一点点拜占庭和保加利亚，但全然不懂北宋和西夏的缘故罢。”这竟是“坏脾气先生”学海一生，退休前为学生写下的最后批语。
我大学毕业时，他也搬出了办公室，藏书四散，分发给了学生。凯吉先生门下，仍在钻研拜占庭者屈指可数，多数随着学界潮流转了行，若干禀赋极高的弟子则读了法学院，已做了形形色色的律师，拼凑起来大约可以在君士坦丁堡开一家拜占庭律师事务所。但不知为何，他一向认定我要钻研拜占庭史，起码是世界中古史。他几番提起唐帝国和拜占庭军队的装备、战法、补给，比较两军适应环境气候的能力，遗憾自己无暇深入比较研究，言下之意是把这份志趣转寄予我。他既不知我也涉猎其他学问，也不知我在欧洲究竟做了些什么，更不知我离开母校后何去何从。起始，我逢年过节去信致意，他仍有回复，久而久之，也杳无音讯了。
三年前，我在英国收到他最后一封信，说他住在芝加哥南岸路的蒙哥马利老年寓所，夫人4月因癌症去世，已孑然一身。三日前（2月24日），凯吉先生过世的音讯传来。想到他的晚境艰难，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但见怀思威，眼前浮现出他明晃晃的手杖、慢吞吞的步子、乱糟糟的书桌，和老境已臻却虎视鹰扬的仪容，我便又意气陡生，振奋精神，提笔写下这段散漫的回忆来。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