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时期的女子根本是无教育可言，因为女子教育不被官方认可。女性被排除在社会承认的正规教育之外，她们被剥夺了与男性平等的社会参与权。女性不识字，不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并不是"无知"、"粗鄙"的表现，反而是她们更好地发挥自身"德行"的前提条件。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是以妇德为尚、重才轻德的，除了认为"才"较"德"为次要之外，还认为"才"与"不祥"往往紧密相连；比如"才多防命""才厚福薄"等说法屡见不鲜。显然这样的女性才德观的出现让妇女的身心遭受到了变本加厉的压迫和禁锢。"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对于中国女性曾产生极大的影响，它高度概括了中国传统女性才德观重德轻才的倾向。
一、女子仅限贤内助教育，禁止接触诗词歌赋
"女子通文识字，而能明大义者，固为贤德，然不可多得；其它便喜看曲本小说，挑动邪心，甚至舞文弄法，做出丑事，反不如不识字，守拙安分之为愈也。"
这是陈继儒在"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的注释，"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最早见于明代嘉靖至崇祯间人陈继儒的小品集《安得长者言》，其原句为"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无才便是德"。其中"女子无才便是德"一句是在明末被提出后广为流行的"反女才"的名句。
到清代时"女子无才便是德"已成为社会的高频用词，代表了一部分文人的女性才德观，当时许多人的著作中都有关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表述。历朝历代才女不胜枚举，唐宋时期就涌现出大批才女，如上官婉儿，李清照等，她们的诗词流传至今，才华让人敬佩，到了明代世人对女才的观念却发生了巨大变化。
明清时期理学兴盛，封建礼教不断强化，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传统礼教思想，极为重视女性伦理道德的培养，注重德行和贞节教育，贞节被视为女性的第一德，要求女子"贞静幽闲，端庄诚一"，甚至提出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主张。女性在诗词歌赋等方面表现出来的"诗才"、"文才"这样的才华也是被社会主流反对的，女性教育仅限于贤内助教育，只提倡她们应把全部身心用于"妇言、妇德、妇容、妇功"的修炼，如学习《孝经》、《列女传》、《女训》、《女诫》之类，诗词歌赋一般不允许女性接触的。
明清时期，青楼文化大肆盛行，擅长诗文词曲或琴棋书画的多为妓女，她们才色兼备，更受男子之青睐。才子佳人小说中，男女皆为才貌兼备之人，双方之间以诗为传情的媒介，并私定终身。这是一种对女子才情的尊崇与高扬，这便使得现实生活中才女不巡礼法，才子风流多情的故事频频发生。才子与才女式的结合(例如苏州才子张灵与才女崔莹，江南名妓董小宛与冒辟疆、李香君与侯方域、柳如是与钱谦益等等)往往被传为风流佳话，因而给时人造成一种不好的印象即过度痴迷于文才抒发性情的女子多会违背伦理道德，做出淫邪不贞之事。在"女才"妨碍"女德"、损害"女德"的情况下，女子拥有文艺之才更加会被人们所排斥。因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才"实际上指的是"妨害女德的文艺之才"。不过，这种观念在明末清初，随着一些开明的文人对女才的支持，出现了转变。
二、明末清初以来女性才德观有所转变仍有局限性
明末清初，开始出现一些开明的文人，他们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极其肤浅的才德观，将才视为与德一样的，是作为优秀女性的应有的基本素质，进而提出了"才与德两尊于天下"的主张。甚至当时的文人对于缺乏文才的女性失望而发出的感叹："文章不采，几于木偶"、"有色无才，断乎不可"、"蓬心不称如花貌，金屋难藏没字碑"等等。
叶绍袁更是将才视为女性"三不朽"之一。"三不朽"最早出自《春秋·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这是男人的"三不朽"即德功言；女人的"三不朽"则是德才色，他说："丈夫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而妇人亦有三焉，德也，才与色也，几昭昭乎鼎千古矣。"
清代才女——贺双卿
明末清初以来，许多文人在新型才德观的影响下，支持、鼓励女性参与到文学创作这一原本由男性垄断的事业中来，这样便在客观上给予了女性更大的自由与发展空间。但是，从主观上看，文人主张女性应该才德兼备、支持女性参与文学创作并不是为了帮助女性争取独立的事业及人格，而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物质上或精神上的需求。对于这一现象，胡适先生曾在《清闺秀艺文略》所作的序中的内容进行过精辟的评论：
"这两千多个女子所以还能做几句诗，填几首词者，只因为这个崎形社会向来把女子作玩物，玩物而能作诗填词，岂不更可夸耀于人?岂不更加玩物主人的光宠?所以一般精通文墨的丈夫都希望'才女'做他们的玩物，替他们的老婆刻集子送人，要人知道他们的艳福。好在他们的老婆决不敢说老实话，写真实的感情，诉真实的痛苦，大都只是连篇累犊的不痛不痒的诗词而已。既可夸耀于人，又没有出乖露丑的危险，我想一部分的闺秀诗词的刻本都是这样来的吧?"
清代有明令禁止官员狎妓，虽然未见得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但清代的官员与青楼诗酒酬答的现象毕竟没有前朝那么风靡了，大多数的男性把兴趣转向了自己的家中的女性，选择文学素养较高、才德兼备的女性为伴侣，以享受与家中妻妾意会神合诗词唱和的风流雅致，己成为一种时尚的消遣。此外，在科举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特别是对于那些怀才不遇的文人来说，能够有一位既能料理家事，又能与他们"镜槛邀题，灯窗助读"的妻子，可算是人生的一大慰籍了。
清代是古代女性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时期，特别是在清前期这一阶段，不仅参与文学创作的人数达到了高峰，此时女性们的各项文学活动也是与传统礼教要求格格不入。她们写诗作词、刻集出版、结社交往、酬答唱和、拜师结友，完全打破了"男女有别"、"内言不出于阃"的传统规范。
三、以才成德，以德达才——女性教育被重视
清朝中期时即乾隆皇帝、嘉庆皇帝至道光皇帝年间，女性并不都是"无知"的，妇德与妇才是可以并举的，以"以才成德，以德达才"修正人们对妇德与妇才的既有认知。
清代文人学士普遍对于女性学习持赞成的观点，除了为培养女性妇道及母道的基本目的外，即文人的"才女"情结。"正是在才女情结的影响下，这些文人在珍视女性才华的基础上，极度偏好与推崇女性作品。一些男性期望获得伙伴式的妻子，以满足其情感慰藉的需求，进而聘求有文化基础的妻子。这也是他们鼓励支持女性学习的目的之一。而以经商为生的家族认为，让女子掌握一些基础的文化及书算知识，有利于提高她们相夫教子、治家理财的能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父权社会服务的一种表现。清代学者陆世仪就曾明确提出女子识字有利于持家、理财。同时主张女子应该读书习字的另一方面在于有利于明礼修德。在清代文人看来，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是女性为人妻、为人母的一个重要条件。拥有一定的知识及见解，不仅能够更好地管理好家内事务，而且对于丈夫事业的发展也能有所帮助。
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
"由于明清以后科举竞争日趋激烈，为保证男性家族成员能够持续获得功名，延续家族的地位不致败落，一些世家大族，世绅家庭格外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由于母亲在儿童早期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女性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就成为决定家族兴衰的一个关键因素。于是，在婚姻市场上，受过教育的女性比没有受过教育的女性，在世家大族的联姻中更有吸引力。再进一步说，她在亲朋好友和整个社会的眼中她还是家学传统的继承者，女儿的满腹诗书是她家书香门第深厚渊源的缩影，因而也是她值得聘娶的一个关键标志。"
因此明清时期江南望族中，有许多文学世家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重视家庭教育及家族中女性的教育，读书、著述蔚然成风，具有相当深厚的文化积淀。其家族中的女性文学创作活动同样异常繁荣。如桐城方氏、嘉兴黄氏、绍兴祁氏、吴江沈氏等家族的女性在当时都是有名的才妇。
随着对女性才德观的转变，对于女性的教育也发生了变化。就像美国学者高彦颐在其著作《闺塾师》中提到的，"一方面，对女性的道德教育始终非常重视，勤劳、贞洁的女性，作为家庭道德正直的一种象征，依然是人们教育女性的信条。另一方面，人们将文化知识视为衡量女性优秀与否的另一个标准。传统的女性教育一般不让女性识字，即便让女性识字，大都以女红、节孝、妇德为主，诗词歌赋一般不允许女性接触。可是在当时多元文化的影响下，女性的文化教育和道德培养一样，在家庭教育中受到了同样的重视。男性文人在女子教育的态度上开始转变，对其妻妾、女儿、儿媳和女性亲属进行教育，并赞助周围女子的文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