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施行。
其中，第一千零四十二条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被视为治理天价彩礼现象的讯号。
天价彩礼，不仅仅是遗风陋俗，也并非单纯的人心浮躁、攀比成风，这背后有着婚姻市场的供需逻辑，即我国人口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
***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在2015年接受采访时曾承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仍将是世界上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严重的***之一。男多女少，已成为我国在生育率过低、老龄化之外，又一个不得不重视的人口问题。
性别比现状出生人口性别比，即出生100个女婴，所对应的男婴人数。
遵循自然生物学规律和普遍经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应该在103~107之间。相关医学研究表明，受孕时胎儿的男女性别比大约在120~130，但在孕期，男性胎儿早产、流产的概率远大于女性，故出生时性别比下降为110以下。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略高于正常范畴，但不算严重。当时，专家和有关部门认为是存在女婴漏报、瞒报而未重视。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这一数据飙升为119.92，激增十个点。
这一过高的出生性别比例整整持续了十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虽然稍有缓解，但仍居高不下，为117.93。
31省区市性别比变化一览（2000-2019年；女＝100）
《中国统计年鉴（2020）》显示，目前，我国性别比最为失调的年龄段为10~14岁、15~19岁，性别比分别为119.10、118.39。往前推算，这些现在10~19岁的孩子，正好出生于2000-2010年之间。
这同时意味着，等到这波10~19岁的孩子未来步入适婚年龄，将有约120万男性“落单”。
正处于适婚年纪的年轻人们也不轻松，2019年，20~29岁年龄段的男性比女性多出约88万。庞大的人口基数和长期偏高的出生性别比累积作用，将不可避免地对底层男性造成婚姻挤压。部分农村地区出现的高价彩礼、婚姻贫困等现象，正在证实宏观统计数据所担忧的问题。
在甘肃庆阳，2011年时，彩礼普遍为6万、7万，2012年变成了10万，2018年14万、15万，今年，已上涨至20万元。
这里的相亲场所被称为“人市”，农历十一月和腊月，男孩们从外地打工回家，来到县城，在人市托媒人说媒。
媒人手握着十里八村待嫁女青年的信息，代人考察男孩们的条件。人流来来往往，却不见女孩一方的身影。
当地人把出嫁女儿索要的彩礼习惯性称为“卖”，男方花费彩礼称为“买”。价格日益上涨，男孩从17岁开始相亲，相上十几年仍未有着落的，不在少数。
谷雨数据：《2020年国人彩礼调查》，调研时间：2020年9月12-15日，样本量1846
适婚年龄段女性的资源稀缺，让在竞争中个体条件、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男性成为贫富差距下的“婚姻剩余人口”，被排斥在婚姻之外。
“光棍村”产生的巨大的需求，也让一系列以婚姻为目的的妇女拐卖链条应运而生。
女童，女性精神病人，接连成为“商品”。交易甚至跨境展开，越南新娘、柬埔寨新娘，印尼新娘，纷纷成为人口拐卖犯罪的受害者。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丁金宏对南风窗记者说，我们眼下面临的问题，是过去二十年造成的。过去历史上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那一代，正进入成年阶段，这一代人将承受婚姻困难，以及婚姻困难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风险，包括性犯罪率的提高。
为什么会失衡？主流观点认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性别观念是致使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主要原因。不尽其然。
对男孩的偏好并不必然带来出生性别结构失衡。很好理解，重男轻女的传统在我国一直存在，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我国的出生性别比均值分别为105.92、106.66、106.1，一直在正常范围内。自80年代起，才逐渐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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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学界普遍认为，男孩偏好，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生育政策，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缺一不可。
男孩偏好是动因，选择技术是手段，生育政策是环境压力。去除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必然导致如此高的出生性别比。
追溯出生性别比首次超过正常范围的1982年，正是那一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了宪法。
丁金宏解释，生孩子的机会少了，人们才会通过选择技术去选择胎儿的性别。在高生育率、多子女的时代，想要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所以出生性别比仍处于正常状态。
然而，随着可生育子女的数量空间不断被压缩，人们想要男孩的愿望便被迫寄希望于B超、验血，各种坊间秘方，以及弃溺女婴等。
当年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城镇地区和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江苏和四川等6个省市的农村，夫妻只能生一个孩子；其他农村地区推行“一孩半”政策，当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时，间隔几年可以再生育一个孩子。
人口学者王军和郭志刚研究发现，当计划生育政策被严格执行时，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1980年至2010年间，一孩出生性别比尚且正常，基本维系在110以内，但自1990年起，二孩和多孩的出生性别比开始迅速攀升。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当年总体出生性别比为119.92，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是高达160.3。
南京农业大学学者团队认为，隐藏在这些数据背后的事实是：那些生育了女孩，选择冒着超生风险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为了确保下一胎生男孩，会更倾向于使用选择技术来确认胎儿性别，堕掉女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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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已经生育了男孩的家庭，再生育和采取干预手段的倾向性，通常并不那么强烈。
他们于2016年走访了江苏、安徽、湖南、河南和四川的199个村庄，7317户人家，这里普遍实行“一孩半”政策。通过分析农户的家庭人口结构，他们发现，当第一胎是男孩时，第二胎性别比为100。
但当第一胎是女孩时，第二胎性别比接近150，当前两胎都是女孩时，第三胎的性别比高达235.71。这与他们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
有的家庭为了下一胎生男孩，给姐姐取名为“招娣”“盼娣”。其实，正由于招娣现象的存在，2010年之前，我国出生性别比才会如此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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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手段1984年，B超开始较大规模地引进中国。
到了90年代，B超验胎流产一条龙的黑诊所在乡镇间悄然出现。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黑诊所地点隐蔽，通常先散发名片，联系上就拉上车，“车的窗户都用黑布蒙上了，看不到外面”。有的车上直接有一台B超机，方便流动作业。
近年来，随着打击力度加强，黑诊所已销声匿迹。但又出现了新形式。2019年2月18日，深圳罗湖海关从一男子携带物品中截获28支孕妇的血液样本，涉嫌“寄血验子”，将孕妇血样送往香港基因检测机构，来鉴定胎儿性别。
据公开报道，深圳海关几乎每年都会查获数起藏匿孕妇血液样本出境的案件。2015年，温州永嘉破获一起全国最大的非法寄血鉴定胎儿性别案件，涉及验血孕妇超5万人次，涉案金额2亿元以上。
民警走访十余位参与寄血验子的妇女时，发现她们大多来自农村，以二胎孕妇为主，其中有三四人已经因鉴定结果为女婴而选择了流产。
南风窗记者以孕妇的身份联系上一位香港寄血验子的中介，据对方描述，他们通过鉴定母亲血液中y-DNA的含量来判别胎儿性别，准确率达99.98%，母亲怀孕满7周，B超显示有胚芽胎心后，即可抽血进行检测。
中介称，从邮寄设备到出具报告，过程不会超过5天。孕妇将血样寄送至深圳，中介在当天即可通过“专门渠道”送往香港，并于第二天中午出具电子报告。
对方还指导，血样寄往深圳时，要放在零食的盒子里，用纸箱混装打包，以避开快递公司的检查。送检香港卓信医疗化验所3000元，送检香港时代医疗集团3300元，他一再保证，只要出了海关，这项技术“就是合法的”。
查看对方朋友圈晒出的交易记录发现，确实有孕妇在清楚胎儿性别后，考虑进行流产。性别选择技术，仍然在剥夺一部分婴儿的出生权。
综合治理今年，是我国正式开展性别比偏高的综合治理行动的第19年。
自2010年起，我国新生儿出生性别比实现九连降，2019年，0~4岁幼儿性别比为113.62，仍然偏高，但已不再如十年前那么严峻。
19年间，在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男孩偏好，生育政策三因素上，分别采取了抑制举措。
对于性别选择技术，2002年11月，***计划生育委员会、卫生部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对非法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非法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两非”）予以明确禁止。
以性别比偏高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安徽为例，2012年至2015年的三年间，安徽省在治理“两非”专项行动中共立案6498件，查出大案要案461件，安徽省的出生性别比也从2012年的124.44降至2015年的117.4。
对于传统的男孩偏好，2003年起，相关部门共同开展推进“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出生前性别选择，关注女童的健康成长，通过正面宣传，倡导男女平等理念，以改善人口结构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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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慢慢变化。一位来自西北地区的妈妈说，在她父母那一代，非得生出儿子的想法十分顽固，她的父母为了要男孩，直至生到第五胎。如今父母老了，她姐妹四个常常回家，轮流陪护。
和其他都是儿子的家庭相比，父母的晚年幸福度高出不少。当年，她父亲曾因为生了4个女儿生了不少闷气，觉得自己没有福分，如今，才放下了心结。养女也可以防老，在陪伴和照料方面，女儿们甚至更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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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生育政策，随着限制逐渐放开，人们“一定要生一个男孩”的愿望不再那么迫切。
丁金宏对南风窗记者说，接下来，最重要的，是让生育权利逐渐回归老百姓自己。尽管目前出生性别比与正常范围还有一定距离，但他对于长期走势持乐观态度。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姚远
编辑 | 黄靖芳
排版 | 翁 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