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敢相信吗？在种族歧视、白人至上主义盛行的美国，居然有这样一群白人，他们丝毫没有肤色加成。甚至在某段年代，他们还被“强制绝育”，混得还不如往日的黑奴。
这群人是谁呢？他们有个耳熟能详的绰号，红脖子。这是个历史性词汇，专门用来指代美国部分只接受了低等教育的贫困白人农民，因为他们常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太阳灼烧皮肤，脖子发红，顾名思义就是红脖子。为什么说他们混得比黑奴还要惨呢？这就要从上世纪美国盛行一时的“优生计划”说起了。
美国工业革命后，工业化城市化接踵而来，政治动荡剧烈，贫富差距扩大，穷人数量猛增，一开始社会福利机构还能兜底，但久而久之，救济支出成了***的负累。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白人老爷”开始鄙夷那些贫困白人，在他们眼里，乞丐、罪犯、失足女性等本来就不能吃***的救济金。可穷人数量就摆在那里，不去救济，又能有什么办法解决呢？于是乎，“优生学”应运而生。
在工业革命率先开展的英国，英国生物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首次提出优生学，同样被贫富差距所困扰的美国知识分子立刻有了灵感，他们开始冥思苦想，到底是什么导致一个人变“坏”呢？是人身上的先天因素，还是后期环境所导致的呢？
如果想要改变穷苦人民的生活环境，慈善机构又会不会因为大额支出而破产呢？几番思索之下，美国知识分子决定，想要改变美国穷人众多社会动荡问题，必须依赖“优生学”。
与此同时，十九世纪末的进化论思潮同样推动了优生学的兴起，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后，西方思想界立刻爆发革命。如今我们经常听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便是由此滋生而来。
在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认识里，如果一个种族的底层者习惯性生存并大量繁殖，那么这个种族的平均质量将会衰退。如若这些底层者数量减少，让满足生存条件的正常者留下，这样才能提高这个种族的平均适应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反对***救济行为，他们要摆脱穷人，将其“清除”。
或许有人不解，这样极端化的思想怎么会兴盛？这还要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背景开始说起。
此时的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光是企业数目就增加了两倍不止，社会生产力奔跃前进。美国企业管理日益严格，对效率的追求也日渐病态。美国上上下下都陷入了对集中化高效率化的狂热追求。不光是在工厂，在教育、思想、文娱等各个方面，都是效率一词最为热闹。
说来可笑，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就连“便秘”都会被美国人认为是低效率的表现，他们会大量使用泻药，以此来追求肠道效率。
在此几乎偏执的浪潮之中，挣扎在穷苦线上的底层白人红脖子，会经历什么，我们也能想象得到。优生学家奥斯本在一次演讲之中愤慨道，这些“寄生人”就是***进步船上的累赘，为了阻止低劣品质拉低美国人口质量，应当对其进行隔离与绝育手术。
更让人觉得可怕的是，这类极端残忍的想法，居然有一大批追求者。
他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当时的美国人有着极其强烈的种族观念，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最正宗的美利坚民族”，他们是上帝选中的孩子，有着“传播福音”的使命感，与征服蛮荒的开拓精神。这便是美利坚白人种族优越感的来源。
但美国毕竟是一个移民***，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概有五百万移民来到美国寻找机会，之后国际战乱，难民也纷纷逃离家乡来到美国寻找工作。再加上工业发展，地中海与美国之间汽船航线开通，移民来往更为方便。
东欧南欧而来的白种人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称之为“新移民”，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新移民”足足超过移民总数的70%。
“新移民”同样为白种人，为何会在社会发展中被抛在底层，又为何会被其他白种人歧视呢？
虽然外表一致，但新移民大多信奉天主教东正教，和原先美国旧移民新教徒格格不入，他们大多使用本民族语言，不会使用英语，文化程度不高。
他们在美国犹如无根浮萍，四处打工，还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等新工人思想，这在美国老牌白人眼里，正是工人骚乱的源头。久而久之，美国本土白人的排外思想愈发严重。
随着白人人口结构变化，美国人口学家愈发焦虑，他们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人口过剩，而是美国人口构成发生改变。在1790年的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新移民尚未涌入，90%的白人都来自北欧西欧等发达地区，可1920年，这个比例大大削减，只有63%的白人来自于发达地区。底层白人数量增多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正如上面我们所说，不稳定分子愈来愈多，社会 福利财政入不敷出，优生学家大行其道。
时间步入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人终于接受了优生学建议，建立了专门关心低能者的机构，他们的初始目的是将低能人与其他人口隔离开来，但随着时间发展，隔离之外，还多了另一种手段，绝育。
一开始，此类机构将“低能者”关押，然而随着费用的增多，越来越多学者认为绝育对其更为有效。二十世纪初，印第安纳州第一个通过了强制绝育法，1922年后，有十八个州出台了类似的绝育法规，《美国优生绝育》这本书的出版更是掀起绝育立法的高潮。
大法官奥利弗对其解释道，与其让这些人犯罪之后再来判刑，或者是让他们因为低能饿死，不如防止那些生性明显低劣的人生育后代，如同“强制打疫苗一样”，三代低能已经足够了。就连美国总统胡佛，也在白宫儿童健康会议上提倡优生绝育。
可优生学真的能促进美国辉煌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随着限制生育的发展，美国工业用工缺口越来越大，北方工厂厂主甚至跨越千里来到南方招募工人。
与此同时，八千名被强制绝育的妇女也发起了生育自由行动。更有场惊天动地的大案，“巴克诉贝尔案”，让绝育运动被钉死在耻辱之上。
一位被养父母家男子侵犯的少女巴克，走投无路下进入收容所，而后被优生学家挑选出来，成了检验绝育法的“牺牲品”。在法庭之上，法官认为巴克的智商只有九岁程度，再加上她非婚生女，没有任何怜悯，便判处巴克是“对人民有害”的“低能人”，需要推上手术台强制绝育。
巴克的悲惨经历一出，美国反对绝育法案的浪潮顿然掀起。社会达尔文主义究竟是否正确？受害者们奋勇抗议，国际社会指责更是层出不穷，百般压力下，优生运动逐渐走向没落。
时至今日，红脖子依然存在，美国的贫富差距仍旧只增不减，但他们好似忘却了曾经自身的不科学性、与强迫性，开始对其他***指手画脚，空穴来风。
或许美国并没有正视这段残忍历史，也没有反思当年的种族矛盾，不知道在他们看来，人权到底该怎么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