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为影迷津津乐道的几部电影中，肯定少不了滨口龙介的《驾驶我的车》。这部改编自村上春树小说的电影在戛纳电影节斩获最佳编剧后，又在本月的金球奖上获得最佳外语片，并即将角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这部电影到底好在哪儿？今天，孔亚雷将为我们揭示滨口龙介创作的秘密，道出现代生活的隐痛。
进入《驾驶我的车》之前，孔亚雷先剖析了另一部挚爱的滨口龙介的电影 Happy Hour。“Happy Hour”在英文中指酒吧为促销而推出的酒水“特价时段”，以此为题的滨口龙介的第二部长片，时长足足有五个多小时，讲四位女性的日常生活和四次聚会，表面看来平淡无奇，却让人感到治愈。
孔亚雷写道，这种观影感受源自电影熟练地运用了让人着迷的那种反戏剧性的技法，而滨口龙介在 Happy Hour 中踏入的正是令我们困惑的情感泥沼：在日益中产化的世界里，我们为何感到日常生活激情的枯竭，又如何把自己拯救出来。
《驾驶我的车》是对 Happy Hour 的延续，同样反戏剧性，同样探讨该如何解决生活中面对的绝望。滨口龙介还将之前几部作品中结合日常生活与剧场演出的尝试，以及自我和表演的主题，也放进了这部新作中。在下面的文章中，你将读到《驾驶我的车》怎么自然地完成这些主题，从而实现了艺术的本质。
滨口龙介的 happy hour
撰文：孔亚雷
为什么——或者说凭什么——我们要去看一部五个小时的电影？滨口龙介的 Happy Hour 给出了一个漂亮的回答：因为它会使你变得有所不同。更确切一点说，你仿佛获得了某种微妙的、难以言喻的力量，就像突然看见大海，或被自己幼小的子女紧紧抱住。（对此英语中有种特别的说法，sweet sorrow，甜蜜的哀伤。）但如果说这是一个答案，那么同时它也更像一个谜：你不明白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你不明白，为什么这五小时不仅不显得漫长，而且还不知不觉地让你沉迷其中，以至于你几乎渴望它永远不会结束，因为从表面看，它并没有任何奇特之处。
而这也许正是它的奇特之处。但甚至这也并不奇特。从小津安二郎到是枝裕和，从杨德昌到侯孝贤，从侯麦到洪尚秀，以最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场景——吃饭、聊天、散步，诸如此类——作为主要内容早已成为一种风尚和流派。事实上，从影片一开始，我们就能看出滨口龙介与他们的亲缘关系：四位女性好友乘缆车来到山顶，她们坐在一座凉亭，一边分享带来的自制便当，一边叽叽喳喳地聊天；她们赞美对方的厨艺，谈论家人，抱怨天气（周围一片浓雾，什么也看不见），并因此开始计划下一次聚会。这一场景及镜头处理都带有上述流派的典型特征，即朴素平实，纪录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戏剧性。这一流派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反戏剧性往往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对观众的吸引力。初听这好像有点不可思议，但其实并不难理解——原因就在于它们解除了观众对戏剧性的期待，而正如所有的期待那样，这当然有可能带来快乐，但也很可能引来失望。（所以有句禅宗格言说：“什么也别等”，因为期待看上去像动力，但其实更多时候是负担。）于是我们如释重负。我们得到了一种特殊而平静的满足，一种无所期待、因而也无可失望的安全感。
但这并没有听上去——或者更应该说看上去——那么简单。正如苏珊·桑塔格所说，“反技巧也需要某种技巧”，反戏剧性也需要某种戏剧性，只是这种戏剧性相对更为自然而隐蔽——就像动物的自然保护色。这是因为，正常的电影戏剧性主要来自事件（通常是带有传奇色彩、超越日常生活的事件，比如希区柯克、黑泽明、大卫·林奇），而这种隐含的戏剧性则主要来自时间。时间成了这种戏剧性的“自然保护色”。于是当我们经常说小津的风格含蓄、隐忍、宁静，能在不动声色中令人心碎，我们忘了这些其实正是时间的特质。我们说侯麦是描摹日常生活的大师，但什么是日常生活的本质？时间的不断流逝。而对于那些在洪尚秀每部电影里都会出现、已成为品牌标志般的叙述游戏，如果细加观察就会发现，它们无不与时间有关，或者说，与时间的排列组合有关。（这也正是洪尚秀的独特贡献：他充分发掘了时间兼具日常与虚幻的两面性，以及这种两面性所可能带来的情感冲击。）既然如此，那么 Happy Hour 呢？
先让我们来看看 Happy Hour 这个暗藏玄机的片名。当然，这个片名本身就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词组。但通用的《欢乐时光》这个中文译名其实并不确切，至少不够全面。那也正是为什么它出现在屏幕上时没用日文，而是用了英文。因为“Happy Hour”从字面上固然有“快乐时光”的含义，但在英文里更常用的是特指酒吧为促销而推出的酒水“特价时段”，一般设在生意清淡的下午或傍晚。由此我们才能看出这个标题的精当之处。它巧妙地包含了三重意味：一种温柔的反讽——这很难说是个快乐的故事；对情节的高度提炼——这是部群像式电影，由四位女性密友各自的情感线索交织而成，推动叙事的几个关键交织点恰好都发生“快乐时光”，即好友欢聚之际；一种暧昧的隐喻——她们四个都已人到中年，都进入了某种情感的瓶颈期，某种“特价时段”。
这四位女性分别是在医院做护理员的明里，家庭主妇樱子和小纯，以及在一家叫“波尔图”的文化创意公司工作的芙美。她们各有特色：樱子高挑柔美，但总显出一种近乎木讷的平和；小纯则小巧玲珑，如同灵敏狡黠的野猫；而芙美的知性中流露出一丝挥之不去的疲倦。最独特的当属明里，这首先表现在外貌上：四人中只有她留着短发，长相也最为中性（单眼皮，方脸盘），而相应地，其性格也最为率真、爽朗。这种独特也表现在生活状态上：只有她是单身。使我们隐约意识到这点的是影片开头的一个细节：她用一个微小但坚决的手势打断了其她人对各自家庭生活的评论，将话题转向了下一次聚会安排。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说时间有效地掩护了这种“生活流电影”（姑且称之）的戏剧性，不仅是从主题意义上，同样也是从结构意义上。这点在 Happy Hour 中体现得极为充分。或许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虽长达五小时却依然显得游刃有余，因为它通过简洁、平衡、坚固的时间架构，建造起了一座既宏伟又精巧的大厦。而具体来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支撑起这座大厦的时间支柱，就是这几位女友的四次聚会——四次 happy hour。
在这四次聚会中，第一次和第三次比较简短、私密，从功能上我们可以称之为触发性的：第一次聚会中那具有象征意味的山顶浓雾，触发了第二次的“身体工作坊”（由芙美的“波尔图”公司举办）和第三次的温泉之旅；温泉之行则由于芙美丈夫，图书编辑拓也及暗恋他的女作者能势的出现，引发了第四次的“作品朗读会”。而将这四次聚会串联起来的，是一系列从容切换的、四位女主角各自的日常生活场景，她们都面临着不大不小的问题（谈不上生死攸关，却又令人隐隐作痛）：樱子成天忙于照顾自己沉默忙碌的丈夫和青春期早恋的儿子；小纯正在打一场无望而不可理喻的离婚官司；芙美的丁克婚姻陷入了一种流沙般的消极平静；明里面对的是两个鸡肋似的求爱者，以及医院中如履薄冰的高强度工作压力。
这些问题可以被抽象地总结为一个问题：日常生活中激情的枯竭。在这个日益中产阶级化的时代，这个问题已经变得越来越常见：生命正在失去生命力，原因不是饥饿、战争或疾病，而是因为无聊，以及由此导致的，如同被迷雾包围的无助与迷失。（显然，这在相对更敏感、更缺少价值实现渠道的女性身上表现得更典型——我们无法想像如果主角换成四位男性会是什么效果。）对此反应最为激烈的是小纯。她在离婚法庭上宣称，自己那机器人般理性冷漠、表面上毫无过错的生物学家丈夫正在慢慢杀死她。这是一种解决途径：通过与原先的生活彻底决裂。但还有另一种更温和也更常见的方式——事实上它是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每个人几乎都在不自觉地使用它——那就是外出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