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族家风，很大程度上是封建王朝政风的体现。南朝自宋武帝刘裕开国之时，皇族家风就陷入怪圈。每个朝代都会出现几个昏庸、残暴、热衷内斗的皇族子弟，有时甚至连串儿出现，最终或致本人丧命、或致王朝崩溃。
被辛弃疾盛赞“气吞万里如虎”的刘裕一共有七个儿子，但没有一个得以善终。这背后的原因，还得归咎于“缺位的父亲”。
刘裕画像
家教缺失 贻害无穷
“男主外女主内”，是一种典型的家庭模式。许多男人都把精力放在打拼事业上，而对打理好夫妻、亲子关系不怎么用心。而刘裕就是这类男人的典型代表。
刘裕（363年-422年）出身微末，早年很穷，直到当上东晋北府军将领孙无终的司马，生活才逐渐富裕、稳定起来，有能力大规模生儿育女。406年，年已43岁的刘裕才有了第一个儿子刘符，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到415年52岁时，有了七个儿子。
父母对子女教育最关键在幼年至少年时期，孩子性格、价值观、行事风格基本在这一时段定型。刘裕诸子幼年至少年时，正值刘裕事业急速上升期。自406年起，刘裕忙于镇压孙恩卢循起义、讨伐篡位的桓玄、北伐南燕与后秦，他既是政治首领又是军队统帅，国事缠身，军务繁冗，根本无暇教育几个儿子。
古来成大事的枭雄，也有很多一边干事业一边教育儿子的，像三国之曹操、孙坚。但刘裕不具备曹操、孙坚的条件：曹、孙二人比儿子大二三十岁，创业时父子一齐上阵，以实践锻炼代替了家庭教育，故而曹丕、孙策都能成才。刘裕比长子刘义符大43岁，创业时儿子还是幼儿，全无实践锻炼的可能，几个儿子都没有受到什么有效家庭教育。
有人说，难道儿子们和母亲在一起不能受教育吗？很难。古代女性基本不接触政治，而刘裕的妻妾们更缺乏良好教养。刘裕发迹后，家人无可避免地产生了暴发户心态。刘裕的正妻臧爱亲在409年去世，刘裕诸妾围绕正妻之位很可能暴发了激烈的争斗，为刘裕生下第三个儿子刘义隆（后来的宋文帝）的妾胡道女突然莫名其妙死去，《宋书》与《南史》都说胡氏系“被谴赐死”。妻妾争风吃醋所在多有，但竟至于把人逼死，可见刘裕家庭氛围之恶劣。
刘裕诸子和她们在一起，缺乏优良的文化熏陶和教育，本能养成了贪财好利、目光短浅的暴发户心态。
沈约撰《宋书》
刘裕死后长子刘义符即位为帝，这位十八岁少年在短短一年的皇帝生涯中，把所有精力都用在挥霍享受上，史载刘义符“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又开渎聚土，以象破冈埭，与左右引船唱呼，以为欢乐。夕游天泉池，即龙舟而寝。”仿佛国库里的财宝不及时享用就会消失，不光政治人格不健全，就连基本的价值观都是扭曲的。几位辅政大臣徐羡之、傅亮、檀道济、谢晦经过一年的观察得出结论，这位少年不具备人君的才质，于是联合起来废黜刘义符，不久后将其杀死。
刘裕次子刘义真对钱财的执念也令人发指。义熙十四年（418年），年方11岁的刘义真留守关中，被大夏赫连勃勃击败。按理说刘义真应当抛掉一切辎重，以最快速度撤走。但当时诸将在关中大肆掠夺，随军携带了大批财宝、人口，行军速度非常慢，一天才走十里路。将军傅弘之苦苦劝告抛掉财物，刘义真爱财如命，就是不听。结果被夏军追上，刘义真的军队伤亡殆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此话应验在凡夫俗子身上倒也寻常，可是应验在刘裕儿子的身上，病根在谁，一望可知。
骄奢之风 听之任之
刘裕少有地教育、帮带儿子时，表现很不如人意。刘义真在父亲身边待了几年，没有学到刘裕坚定勇毅、明锐果断的优秀特质，却学到了刘裕不拘一格、不重礼法的一面，盖因优秀特质需要长期地、有意识地观摩学习，这是超乎本能的主动学习，而非耳濡目染、被动模仿就可以办到的。反倒是刘裕轻佻、洒脱的行动，极富个人魅力，极易被效仿，都被义真学了去。《宋书》说他“轻动无德业”，这种特点像极了乃父年轻时的做派。
刘裕并没有发现少年义真的变化，对他的所作所为没有匡正，以致义真的性格和作风越来越放纵。刘裕驾崩的当年，义真到封地历阳上任。当时围绕在义真身边的都是一些轻佻之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等，这些人本来肩负着教育、辅佐义真的责任，谁知他们主业不干，整日里只是和义真嬉戏取乐。尤其是谢灵运，“为性褊激，多愆礼度”。尚书令徐羡之感到忧虑，专门派人告诫义真不要和他们太过亲近，以免有损藩王的身份。但义真不听，依然我行我素。刘裕国丧期间，义真坐船向历阳进发，看到其母孙夫人的座船比自己的华丽，便蛮横地把母亲座船上的饰物拆掉，装饰到自己船上。此事严重违反了为父守孝的礼制，但谢灵运等人不仅不制止，还助纣为虐，此举令天下人齿冷。
刘裕非常宠爱第五子刘义恭（413年-465年），经常把年幼的义恭带在身边。刘裕生活比较节俭，平时和家人吃饭，盏盘不超过五个，唯独对义恭不加限制，要什么给什么，摆得盏盘数不清。有的没怎么吃就扔了，浪费得不像话，刘裕却从不节制，以致养成了骄奢之性。偏偏刘裕从不当回事，以为孩子还小，长大了自然会改。
改变性格习惯谈何容易？譬如小树长歪了，要费多少时间、多少心力才能改正过来。刘裕自己没有教育好，也没有给义恭挑选道德上过得硬的老师，义恭长大后不成器是必然。义恭18岁时，比其大哥刘义符不遑多让，挥霍、赏赐、浪费，完全丢掉了刘裕节俭的美德。而且年纪轻轻一个孩子，已经任性地娶了好几房妻妾。三哥宋文帝刘义隆看不过去，批评他说：“进德修业，未有可称，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宋书》）又反复告诫他不要过于放纵欲望，尤其是花钱、娶妾之事必须有所限制。
只是此时再劝，为时晚矣。义恭成年后一无所长，不被兄弟、子侄们看重。宋孝武帝刘骏（宋文帝之子、义恭之侄）举兵夺皇位，义恭虽立了大功，还被拜为太傅，但孝武帝父子内心对他充满了猜忌和鄙夷。后来孝武帝死、前废帝即位，荒悖的前废帝杀了叔祖父刘义恭，“挑取眼精，以蜜渍之，以为鬼目粽。”酿成一幕宗室相杀的惨剧。
排斥文化 粗鄙无文
除去家教领域本身的因素，刘裕对文化的天然排斥，也是导致诸子粗鄙无行的原因之一。
所谓文化，不仅是吟诗作赋，广义上讲包含了道德、哲学、教育等诸多领域。当东晋向南朝嬗变时，文化正处于一个急剧衰退期。士族阶层在当时是文化的代言人，但这个阶层在两晋时逐渐腐化堕落，失去了政治、军事上的地位，被逐渐崛起的寒门人士取代。
所谓的寒人，既包括有一定文化水平但门第不高的一般庶族，也包括凭军功起家的军人，刘裕就是后者的代表。这类人的标志性特点是：自己粗鄙无文，同时鄙视有文化的士族。
刘裕是个典型大老粗，写字非常难看。当小官时无所谓，掌握大权后需要亲笔给部下写批示，不能总是写得小鸡啄米一样，刘裕的头号幕僚刘穆之想了个办法，让他写大字，越大越好，一张纸往往只写六七个字就满了。刘穆之说：“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势亦美。”写出来居然效果还不错，颇有帝王的霸气。这些小伎俩对提升刘裕的文化水平无甚裨益，刘裕称帝后，没有像明太祖朱元璋一样恶补文化知识，一者时间太短，当了两三年皇帝就去世了；二者他确实对学习文化知识没有什么动力。
最恶劣的是，刘裕对当时的高门士族进行了残酷的杀戮。太原王氏的代表人物王愉、王绥父子，陈郡谢氏的代表人谢混（东晋名臣谢安之孙），以及刁逵、殷仲文、郗僧施等著名士族，都被刘裕以各种借口杀死，其中包括刘裕的创业助手刘毅。此人雅好文士、颇涉典籍，虽也是寒门军人出身，但个人气质与刘裕截然相反。两人后来反目成仇，刘毅起兵叛乱后败死。
如此大环境下，士族们要么远离政治中心，要么转变身份去当武将，刘裕家族周边自然不会有什么出名的文士，正规的辅佐、教育自然无从谈起。相反，大量文化修养不高、喜欢乘险取利的小人簇拥在刘氏诸子周围，加剧了刘氏诸子个人品质的败坏。
《宋书·文帝纪》
不过，刘裕第三子刘义隆是个例外，他出镇荆州之时，身边的辅佐之臣如王华、王昙首都是杰出的士族子弟，刘义隆能形成健全的人格、端方的品格，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文学修养，这两位佐臣功莫大焉。王华、王昙首都是东晋名臣王导的后人，一等一的高门大族，但他们目睹晋末险恶的局面，明智地放弃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士族成长之路，转而投身素为士族鄙视的军旅，以求取政治上的进步，其士族标签的淡化使得他们逃过了刘裕的屠刀。刘裕自己也没想到，自己的一念之仁，竟为儿子带来了绝好的教育。
刘裕其他几个儿子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刘裕第六子刘义宣，生来舌短，说话都不利索，一直不被父亲、哥哥看重。后来出镇荆州，身边一群寒门人士怂恿发动叛乱，推翻新即位的孝武帝刘骏。刘义宣架不住他们一顿撺掇，反正刘骏也是武力夺位，人家能我为何不能？于是草率地举兵造反，最终因为名分不正、准备不足被消灭。
刘裕生了七个儿子，长子义符、次子义真皆因行为不端被大臣废杀，三子义隆被儿子弑杀，四子刘义康被义隆猜忌赐死，五子义恭被侄孙杀害，六子义宣造反被杀，七子义季滥饮无度身患重病，加之备受三哥义隆猜忌，33岁便去世了，兄弟七人无一善终，令人叹息。酿成这样的悲剧固然有许多原因，但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雄武绝世、气吞万里的宋武帝刘裕泉下有知，不知道会不会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