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邹平城南五里坡，有个叫高红雨的读书人，为人忠厚，性格孤僻。胸中也有几分才学，只是时运不济，刻苦攻读几年，依然是个童生。十六岁时，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迎娶了黄山脚下王家的女儿王小昕为妻，其父是当地有名的裁缝，王氏小昕门里出身，不仅长相清秀可人，针织女红更是一流。
初识情事的少年夫妻，婚后自是甜蜜恩爱。然而，好景不长，二人成婚未及两年，高家父母双双亡故。虽遗下宅院和二、三十亩田产，奈门户单微，父母丧仪时就门可雀罗，少人帮忙，红雨自小读书，对农事又一窍不通，田间更是很少涉足，掌家理财之类的繁琐之事，小夫妻两人都感力不从心。常暗自感叹，人的出身虽无法选择，但若早知如此，自己多结交几个朋友，遇事互帮相携，自己也不至于如此势单力孤。
其实，这是被父母自幼宠溺的结果。农村有句俗话，“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引申义为农活并非什么巧妙之技，有样学样，慢慢就会掌握。至于人情世故，更是事在人为。他有个幼时同窗叫郭寅，是个破落的世家子弟，平常与其也鲜有交集，偶然从其门首经过，免不了寒暄几句，红雨将其让到家中说话，王氏礼节性地奉茶相待，当郭寅得知送茶者是红雨之妻时，惊诧夸赞了良久。二人谈及府试、院试中的种种不公和猫腻，一个深感怀才不遇，一个痛申壮志难酬，相谈甚欢，竟颇为投机。
此后，郭寅虽住在城郊，但经常往来高家，红雨正欲拓宽自己人脉，遂倾心相交，不屑月余，二人便无话不谈。红雨不懂生理，无钱后便卖去部分田产，与郭寅常约三两好友，在城郊的郭家酒楼畅饮开怀，自诩文人的一帮浮浪子弟，一边喝酒行令，一边搜肠刮肚，作些酸溜溜的捧脚诗文，互相吹捧，说穿了实是附庸风雅。
嘉庆十七年春，郭寅、杨士龙以及高红雨，三人在城中游荡半日，傍晚又到酒楼饮酒取乐，旁若无人地高谈阔论。酒至半酣，红雨有点喝高，说话失了分寸，竟和旁桌邻村的木匠黄武起了冲突，“酒壮怂人胆。”争执中，红雨与其厮打起来，有两位“朋友”在旁拉偏架帮忙，红雨岂会吃亏？被酒楼众人拉开之后，黄武非常气愤，临走冲红雨恶狠狠地宣称:“你休要得意，我黄某人必会让你付出代价！”经此一闹，三人兴致全无，遂不欢而散，各回各家。
谁知，那晚之后，高红雨便失踪了，当晩也未回家，此后，一连三日音讯全无，好似人间蒸发一样。王氏忧心如焚，哭哭啼啼央了郭寅等人，四下寻觅，却并无踪迹。又过了十数日，有人在离其家二里多地的水塘中，捞出一具被泡得臃肿不堪的尸体，后脑有重物击打伤，地方里长报到县衙。县衙董知县亲自率人赶来勘验后。命人将尸抬至关帝庙前，派人看守，写下认尸招贴，张贴各处，等待苦主认尸。有人看其衣服，很像失踪多日的高红雨，便跑去告知王氏。
王氏急急赶来查看，却不是丈夫高红雨又是哪个？王氏痛断肝肠，眼见丈夫惨状，数度昏厥，良久，才在众人劝说下渐趋平静。高红雨的生前好友郭寅也闻讯赶来，将那晩酒楼争斗之事，详细陈说，并代王氏写下诉状，王氏悲悲戚戚赶至县衙，控告木匠黄武泄愤谋杀丈夫。
董知县接下诉状，当即签牌，令人将黄武拘捕，并将郭寅、杨士龙、酒楼王掌柜以及高家邻佑等一并拘传至衙候审。堂审中，黄武坚决否认自己杀人，言称那日酒后和其发生争斗，红雨仗有帮手，气焰嚣张。自己当时虽非常恼怒，也说过不会善罢甘休，要其付出代价的狠话，但还不至于因此杀人。董知县传讯一干人证之后认为，必是黄武气愤不过，伏于暗处，后见高红雨落单回家，尾随其后，伺机将其砸晕，推落水塘。
后经多次堂审，也曾动用刑讯，但黄武咬牙硬挺，虽备受折磨，却不曾招供。董知县怕铸成大错，便重新补充侦查取证，却无丝毫线索，此案遂被悬置。黄武在狱中受尽屈辱和虐待，其父也因多次到衙门奔走申诉无果，郁郁而终。
嘉庆十九年（1814），云南昆阳籍进士李文耕补缺邹平知县，李文耕是理学名士，到任之处，注重教化，劝课农桑，且“深恶悬案不结”。他仔细审阅了高红雨被害一案的卷宗，认为至少有两点非常可疑:
一是两人酒后的口角争斗，并非什么深仇大恨，怎会因此便痛下杀手？
二是按常理推论，黄武行凶之后，即便不马上出逃，也是惊恐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会闻风遁走。岂会若无其事地白日做工，夜晚回家睡觉，候捕吏将其顺利抓捕？
李知县择日将此案的原告王氏，被告黄武，并一干人证全部拘传至衙，重新审理。公堂之上，李知县见跪在堂下的王氏面含春色，不似夫丧孀居之妇。便问其是否再醮？她答:“因独难撑家，已然再嫁。”又问其嫁于何人？她回:“便是前夫生前好友郭寅。”
李知县让郭寅近前回话，问其何时娶得王氏妇人？他答:“其夫百日丧满之后，因红雨生前曾欠下自己八十吊钱，怜其家贫又孤苦无依，不忍逼讨。思来想去，自己年逾弱冠，尚且无妻，便与其实话言明商议，她情愿以身抵债，嫁我为妻，这样我也可明正言顺对友人遗嬬呵护关照，岂不是两全其美么！”
说罢，还煞有介事地将当初的借据呈上，李知县看罢，连连冷笑道:“你这恶厮，还恬着脸说什么两全其美，本官看你是一箭双雕，既谋人妻，又占其财，高红雨分明是你所害，如何妄陷他人！”
惊得那郭寅一屁股坐到地上，冷汗直流，连声呼冤。李知县令左右夹棍夹上，厉斥道:“所呈‘高红雨’所书借据，与原案诉状字体一般无二，分明皆出自你的手笔。伪此借据为己开脱，恰是掩耳盗铃，恶意栽赃，教唆王氏，诬告黄武也是你的主意，你心何其歹毒！你招还是不招？”说罢，一摆手，令左右夹死勿论。
他惨叫连连，受刑不过，遂将实情原委招出:
原来，早在郭寅头次去高家，见到王氏之时，就迷恋不已，心如猫抓一般。他对出身农家，又木讷寡言的高红雨属实看不上，与之相交，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故出入其家，伺机数次言语试探，欲一亲芳泽，王氏却不理不睬，恪守人妻本分，不给其可乘之机。她也曾向丈夫提过，郭寅言语轻佻，似人品不端，但红雨只说是男人劣根性，此后很少带他回家，并没放在心上。人就是这样，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此为心理学当中的“潘多拉效应”，越禁越爱。
郭寅见此路不通之后，遂生歹毒心肠，欲寻机将红雨除去。恰巧，那晚酒后红雨与黄武发生争执，黄武出门走后，郭寅顿觉时机难逢。他待杨士龙走远，尾随高红雨而去，待其行至水塘边上，暴起，以石击其后脑，将其击晕后，连同石头，一起丢进了水塘，可怜的红雨，至死也不知自己的“好友”缘何发难，结果了其性命。
此后，一步步按其设想实现，红雨惨死，黄武被投进死牢顶罪，他心甚得意，又伪造了借据，假惺惺游说王氏，王氏小女人心性，本身对能言善辩的郭寅就有几分好感，又深知寡居不易，况女为悦己者容，便答应了嫁他，郭寅终抱得美人归。本以为自己手段高明，天衣无缝，此案已成过去，不曾想却碰上李知县，上任伊始就大手笔处理陈年积案。
此案至此已真相大白，李知县将其拟判极刑，报呈刑部，核准行刑。其家产全部查抄罚没，尽慰黄武。黄武当堂开释，当摘去刑具那刻，黄武感激涕零，跪地泪不能止，连呼青天。王氏虽涉嫌诬告，但念她亦深受其害，不予追究，任其嫁留。
判毕，李知县感慨不已，深感自己任重道远（重教化且从教多年），以“学风日下，浑噩无知，以致奸邪徒生尔。盖与人相交，当择友从善。”载入案卷，宣告结案。
星君思考:
人为什么要择友而交？人的一生免不了与各色人等交往，有人数面之缘，就枉称朋友。殊不知这社会即自然，自然即社会，人只是其组成的个体，眼见的虎豹豺狼实不可惧，潜藏的蛇蝎毒虫才是致命可恶的，道貌岸然之下常隐尔虞我诈。本案中不谙世事的高红雨，也只是万千受害者中的个例。世道险恶，人心叵测，莫把真心错付。虽不能洞察旁人内心，但“盖与人相交，当择友从善。”不失为经典之语，善良的人自带光环。真正的朋友是一生的财富，是可相扶相携，倾心相交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