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侯”是北京饮食行业，特别是特色小吃行业的知名品牌。早在五十年代初就已饮誉京城，现已被批准为“中华老字号”。作为侯门长子的我，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些其中鲜为人知的馄饨侯往事。
我父亲侯庭杰1920年4月14日出生在离王府井很近的南河沿，在这里渡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时代我父亲读过5年私塾，但因我祖父母过早病逝，我父亲十几岁便孤身一人在北京自食其力。开始是在东安市场卖报纸，后来卖一些生活物品，成年后也曾当过铁路工人，但主要还是在东安市场作买卖。这期间饱受人间饥苦，造就了他吃苦耐劳的精神，并且积累了大量的社会阅历，为他以后在激烈的市场竟争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0年我父亲和我母亲成婚，1942年1945年我和大妹先后出生，为了维持一家四口的生计，我父亲放弃了东安市场的小买卖。1946年也就是父亲26岁的时候,经他人帮助开始“摆摊”经营特色小吃：馄饨：。先是在八面槽电料行门前，后搬到东安门16号公共汽车公司门前，这也是“馄饨侯”最初期的创业。因为当时没有商标法，更没无形资产一说，“馄饨侯”的这个称呼就是我家的买卖。这期间以父亲、母亲为主，我和大妹也参加了经营与帮衬，后来买卖稍大些了，也请过数名帮工。
父亲的成名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艺精：这几大因素。
天时：虽然父亲1946年就卖馄饨，但他的出名是在解放以后。1949年解放后的北京百废待兴，群众急于安居乐业，形成了市面上的繁荣昌盛。父亲在旧社会生活了近30年,饱尝了人间疾苦，十来岁时亲人先后都去世，父亲当过工人、售货员、小职员等，建国后终于盼来了翻身解放。他和大多数人民一样，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发自内心，刚刚解放时社会活动特别多，***需要父亲这样热心又有能力的人，所以父亲被选为东单区工商联委员。
馄饨是以夜宵为主，每天擦黑前做好准备工作，天黑后正式营业，这也体现了老北京的夜生活。北京是个大城市，这里集中着城里权贵、公仆、达官贵人、遗老遗少，以及全国各地的官员们。建国初期，生活水平不高，下班后带着孩子，花上1000元（折合后来的人民币一角钱）吃碗馄饨，既挡饿又解馋，也不算贵，老北京也确实喜欢这口儿。（当时：馄饨侯：经营的有馄饨、烧饼、烧饼夹肉、五花肉、肉肠、鸡蛋卷、白酒、啤酒。还有和馄饨侯搭伙的刘家褡裢火烧。）
地利：王府井一带历来是北京最繁华的地带，加上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东安门的人艺，红星影院等，自然形成商业饮食一条街。父亲从小就生长在这里，干点事比其他人更容易。
正是这个时期，经过父亲的打拼，由于料精、味美、方便实惠、服务周到，“馄饨侯”深得市民喜爱，而且常有社会名流光顾，逐渐声名远扬。
人和：父亲对人热情，光顾“馄饨侯”的人非常多，也包括一些社会名流。记得一天晚上10点半以后，人艺的演出结束了，一些父亲熟悉的人艺著名演员，陪着周总理有说有笑地来到了我家的馄饨摊喝馄饨，周总理和演员们一边喝着馄饨一边说笑，十分亲切，看不出首长、演员间的距离。光顾“馄饨侯”的还有著名学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著名作家老舍和夫人胡洁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和曾先生，北京曲艺名家魏喜奎先生，琴书名家关学增先生，***体委付主任荣高棠。这些社会名流的光顾下，无疑对“馄饨侯”的知名度起了不小的推进作用。
业精：当时京城那么多卖馄饨的，为什么我们家的馄饨能被大家认可呢？在这儿我就和您说说其中的奥秘。包馄饨的皮是馄饨的外包装，“馄饨侯”的馄饨皮有薄如纸一说，成半透明状把皮放在报纸上能看到上面的字，那么薄的皮是怎么做出来的呢？首先是选面，不是普通的标准面粉，是当时很难吃到的富强粉，那个年代能用富强粉是很不容易的，必须经过上级部门批准，定量供应，一般家庭吃白面已属不易，能吃到富强粉就更为奢侈了，然而在“馄饨侯”却能吃到，这在当时也是一种享受。有了面之后，要把几十斤的面粉揉成面团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那时没有和面机，得手工和面，这要靠父母亲自动手，后来请过一个姓刘的老人帮助揉面（此人当过兵长春人），面和好后要醒上一两个小时。再说这擀面，要用一米多长的擀面杖，直径在十几公分，就这样边擀边抻的，最后擀成薄如纸的馄饨皮儿，当年母亲承担此项活计，十分辛苦。擀面的不粘剂用的是团粉，刚擀完面时，脸上、眉毛上都挂满了白粉，就连帽子遮不住的头发上都是白粉，就像圣诞节的圣诞老人一样。
这馄饨馅是馄饨的灵魂，肉、葱、姜等调料按一定比例调制，肉必须用前臀肩，七分瘦三分肥，要把馅经过无数次的搅动，直到馅十分均匀才行。因为皮薄，馅的颜色从外面很容易看出，红里透白、白里透红，从视觉便可产生美感，也就更增强食欲。
下面咱们说说这非常讲究的馄饨的汤，汤的内容可相当丰富，不光有猪棒骨，还要放上两只鸡，您说那汤的味道能不地道吗？盛馄饨时，碗里再放上蝦皮、 冬菜、紫菜、香菜、酱油、味精、胡椒粉、醋、辣椒，等喝馄饨的时候，您再配上烧饼，嘿~保您吃个满意！
还有必须提的是我父亲头脑灵活、敢想敢干。以前买卖小的时候只卖馄飩和芝麻烧饼，资金稍可周转之后，就开始卖熟食和小菜儿了。后来有了啤酒（啤酒桶像个煤气罐儿，里面装啤酒，一根铁管插到桶里，上面像水龙头节门一样，卖一杯，放一杯）这在当时，也是从我家开始的。后来在我家旁边增加一家卖褡裢火烧的刘三大爷，品种更多了，也算优势互补。再有就是招牌，自己宣传自己，我曾清楚的记得，父亲摊位的后墙上，挂着一个帐子，帐子的底色是紫色，上面书写“馄饨侯”（仿宋体大字）和“北京风味”（仿宋体小字）周围是一圈和平鸽（当时正值抗美援朝）装饰，其实就是一圈馄饨吧！
当时京城诸多媒体对我家“馄饨侯”都有着详细的报道。例如：《旅行家》杂志（1957年4月号）41页，金受申先生撰写的《北京的夜》一文中，由毓继明先生画的钢笔速写插图，画面的前景一排人坐在木凳上吃馄饨，后景布棚内挂一布帐，帐上写着“馄饨侯”三个大字。《北京游览手册》（1957年版）136页第10行写到，“馄饨”北京馄饨铺和馄饨摊很多，东安门东口路北“馄饨侯”较有名（晚间营业）。《国际畫报》1956年版刊登了背景是“馄饨侯”横幅的，父亲和大妹的照片。
在这期间“馄饨侯”的名声越来越大，成为了京城响当当的餐饮品牌。
由于大势所趋， 1957年的合作化，公私合营,我家的买卖也发生了变化。当时在东安门一带经营馄饨摊的有很多家，因父亲名气较大，人又正直，很有号召力，被大家选为组长，地点指定在南河沿东皇城根南口，但这个地理位置显然无法和原东安门（现改为东华门）靠近王府井的街面相比，顾客寮寮无几，加上合作化，心气儿也不高，甚至到了无法生存的地步，众人十分着急，想重新回到东安门的街面上经营，但再以“摊儿”的形式出现是不允许的，只能以“铺面房”的形式回归东安门大街。
经过考察后，选定东安门原“馄饨侯”附近的铺面房，1959年迁入新址经营。因为合作前摊商“馄饨侯”早已为人们熟知，上级部门也认为这个名字好，因此沿用了“馄饨侯”的名号，沿用至今。父亲任经理，一直到文革初期，在这十多年里父亲作为经理，为“馄饨侯”的发展壮大作过极大的贡献。以下几件事是值得提起的
1960年11月的一天，突然上级领导通知父亲带好厨具去人民大会堂，到后才得知，周总理请缅甸总理吴努品尝北京风味小吃，是周总理亲自点名要我父亲前来制作馄饨，款待客人的，此后父亲曾数次去西颐宾馆献技。在父亲的培养下，他的徒弟在六十年代初参加全国烹饪比赛得了金奖。
美好的时光飞逝，文革开始了，作为北京的“名人”父亲遭受了批斗、游街、受尽非人的虐待，难道这一切都源于小小的“馄饨”吗？
文革期间我们六个子女中有五个因分配，下乡插队离开北京，父母亲不光要遭受身体上折磨、精神上的摧残，连孩子们也被迫离他而去！这时父亲的病越来越重，因为得不到医治导致失语，但扔要上班。
由于残酷的批斗致使他在1973年病情更加恶化，导致半身不遂。在母亲和弟弟、妹妹的精心护理下，病卧八年。1980年10月30日病逝于北京医院。
为什么我们兄弟姐妹没有继承父亲一手创下的“馄饨侯”？现在回想起来才终于明白父亲的良苦用心。按道理家中兄妹六人，我这个老大应该替父母分担一些压力，但在1958年我初中毕业时父亲坚持要我考高中（文革时这也是他的一条罪状），父亲供我上学这个事，在他周围是不多见的，父亲经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不希望我们再去受他那样的罪。1961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北京钢铁学院，1966年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2002年从黄金系统的一个学校退休，职称是高级讲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为了我们吃了那么多苦，把我培养成一名高级讲师。
流着泪我终于把藏在心中“馄饨侯”的往事在这里说给大家听了，也算对得起当初父母亲辛苦打拼下来的“馄饨侯”这块招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