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作者 李玉俐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编辑部
老舍（1899~1966年）， 中国现代小说家、作家、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剧，原名舒庆春，字舍予，另有笔名絜青、鸿来、非我等。老舍生于立春，父母为他取名“庆春”，含有庆贺春来、前景美好之意。上学后，自己更名为舒舍予，含有“舍弃自我”的意思。老舍是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代表作有《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剧本《茶馆》《龙须沟》等。
1941年8月26日至11月10日，老舍应西南联大邀请，到云南讲学、养病、游历两个半月。老舍在写于20世纪40年代的散文《滇行短记》和《八方风雨》中，记录了云南的风景、友情以及对云南的种种新奇而美好的印象。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写的散文《“住”的梦》中，仍不忘将昆明列为心目中理想的宜居地之一。
联大的“特邀嘉宾”
抗战爆发以来，老舍长期奔波劳碌和营养不良，使得他本就不算强壮的身体饱受病痛折磨——1920年代执教于伦敦大学时，薪资微薄的老舍落下了胃病，旧疾在战火的颠沛生涯中愈发肆虐。1940年冬，他又患上了由贫血引发的头晕症，甚至时常连写作都难以为继，以致他后来干脆自嘲地将1944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命名为《贫血集》。
1941年6月，西南联大国文系主任罗常培教授去重庆看望老舍，并带去了西南联大邀请老舍赴联大演讲的邀请函。1941年8月26日上午9点半，一架来自重庆的飞机降落在昆明巫家坝机场。时任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的老舍在挚友罗常培的陪同下飞抵昆明，开启了为期两个半月的云南之旅。
有关这次云南之行的缘起，与老舍有总角之好的罗常培回忆：“在暑热郁蒸的陪都气候底下恐怕他太闷得慌，很想约他到昆明来透透风、换换气，哪怕是一两月的短期呢，不是也可以把这难过的夏天躲过去了吗？”当然更多的，还是源自西南联大学人对老舍声望的景仰。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与老舍虽是初识，却一见如故，对他苦撑“文协”的精神和人格十分钦佩。面对新朋故旧的真诚邀约，老舍欣然应允并明确表示：“昆明的天气好，又有我许多老友，我很愿意去。”
西南联大邀请老舍讲演函
昆明静秀可喜
仿佛置身于晴朗的梦境
老舍挚爱故乡北平，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他常会情不自禁地怀想起久违的家乡，不由得要拿思念的北平做对比。老舍第一次来到云南，昆明这座千里之遥的西南古城，给他留下很好的印象：
我喜欢那比什刹海更美丽的翠湖，更喜欢昆明湖——那是真湖，不是小小的一汪水，像北平万寿山下的人造的那个。土是红的，松是绿的，天是蓝的，昆明的城外到处像油画。
提着小包，顺着河堤慢慢的走，风景既像江南，又非江南；有点像北方，又不完全像北方；使人快活，仿佛置身于一种晴朗的梦境……
昆明的建筑最似北平，虽然楼房比北平多，可是墙壁的坚厚，椽柱的雕饰，都似“京派”。
一生爱花、又精于园艺的老舍，对四季花开的昆明，由衷赞美：
北平讲究种花，但夏天日光过烈，冬天风雪极寒，不容易把花养好。昆明终年如春，即使不精心培植，还是到处有花。北平多树，但日久不雨，则叶色如灰，令人不快。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我时时立在楼上远望，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
初面之后，老舍又在圆通山、大观楼、金殿、黑龙潭等地留下足迹。大观楼内外的美景同样令他惊叹：
天上白云，远处青山，眼前是一湖秋水，使人连诗也懒得作了。作诗要去思索，可是美景把人心融化在山水风花里，像感觉到一点什么，又好像茫然无所知，恐怕坐湖边的时候就有这种欣悦吧？在此际还要寻词觅字去作诗，也许稍微笨了一点。
老舍此行当然绝不止于游山玩水。美景之外，他时刻关心着西南边陲的文艺事业：“我有一支笔。这支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武器。”在昆明，他的头晕症得到缓解，搁笔已久的话剧《大地龙蛇》也终于得以完成。
1946年5月3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
靛花巷内的名士雅集
当时昆明翠湖附近的靛花巷3号，名士聚集。1938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南京一路西行南下，暂时落脚于此间，由陈寅恪、赵元任主持工作，后来这里又成了西南联大教授宿舍。
靛花巷是一条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巷，附近是云南大学与中法大学，因此巷子前面的翠湖总有不少青年男女读书，散步，划船。“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老舍《滇行短记》）
在老舍到来之前，靛花巷已汇集了包括哲学家汤用彤、冯友兰，史学家郑天挺、统计学家家许宝騄、语言学家袁家骅等多位各学科泰斗。老舍到来之后，常到的访客又多了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朱自清、罗膺中等诸多文学艺术名人，小小的靛花巷一时成为“文艺之家”。
在流派纷呈、观点各异的离乱时代，老舍能在众多名家中脱颖而出、被推举为“文协”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可见其人缘之好。这一时期的老舍竭力为“文协”奔走，不辞辛劳协调各方事务，为作家稿费待遇屡次争取呼号。靛花巷内的名士们物质生活虽苦，精神世界却很丰富，老舍曾说：“有朋友，就不怕穷。我穷，我的生活不安定，可是我并不寂寞。”他们会相约一起去吃周边最便宜的小馆，闲暇之时共唱昆曲自娱，擅长烹调的人偶尔会做两道小菜、沽几两市酒，烤几罐当地土茶，围着炭盆谈天说地几点钟……老舍的加入更是为这条名士汇集的小巷带来了许多生机和乐趣。老舍语言机智，风趣幽默，一团和气，永远是一众名士中那个令人尊敬、为人们带来快乐的人。大伙偶尔稍有些钱，就会到华山路喝一杯咖啡。座中的老舍仍不忘发挥其语言大师的特长，模仿着河北南部的口音，惹得众人也都用此种方言对话，令一旁的侍者都忍不住抿嘴而笑。
在昆明，老舍常常是被“优待”的对象。在昆明的这段日子里，他多半陪同生病的挚友罗常培住在乡下——距城约二十里的龙泉镇宝台山。在这里，老舍打扫盥洗事必躬亲，并常泡茶招待到访的友人。在极有限的条件下，冯友兰、罗膺中、查阜西和赵萝蕤、陈梦家夫妇等仍一片热忱地奉上各自的家乡盛宴，尽可能地为这位“三月不知肉味”的文学大家“打牙祭”。多年后，老舍仍对冯友兰家的那顿河南薄饼赞不绝口。身体渐好，话剧《大地龙蛇》的创作被重新提上日程，每写出一幕，老舍都会读给友人们听，谦虚地听取意见。
一向关切抗战文艺的老舍，自然不会忘记“文协”总务部主任的职责，他广泛接触云南文艺界人士，深入了解当地的文艺形势。在西南联大，他应邀做了数次题为《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的演讲，并在演讲中即兴朗诵了新作《剑北篇》，洋溢着振奋人心的爱国热情。引人入胜的演讲屡被日机的轰炸打断，然而在“跑警报”过后，听众们再度纷纷聚集谛听。
罗常培回忆，在老舍临别云南之际的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靛花巷诸友陪着他从街上归来，穿过湖滨，步月闲聊。刚刚转过玉龙堆和翠湖北路的转角，忽然看见一个人在月光底下，提着一个布口袋，低头踽踽独行，定睛一看，原来是梅贻奇。他口袋里装着一瓶绍兴酒，正准备到靛花巷找老舍对酌。然而夜深找不到下酒菜，仓促间只买到一点儿豆腐干和花生米，可是在斯时斯地、此情此景之下，这一点儿东西的味道，真比珍馐还适口。三杯两盏之后，老舍的话匣子更开得宽了，直到月影西斜，友人们才将依依不舍地将他送上了西仓坡。君子之交淡如水，老舍此行未曾辜负梅校长邀约的初衷：“我们约舒先生走一趟，不单对他好，对文艺界也好！”
下关和喜洲之旅
苍山洱海的静谧之美
1941年10月，老舍在查阜西陪同下前往位于大理喜洲的华中大学演讲。查阜西出身海军，时任昆明欧亚航空公司经理。他虽然身为“航空人”，但同时又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古琴学家。在罗常培介绍下，老舍与查阜西一个舞剑、一个弹琴，很快成了赏音的知己。听闻老舍对苍山洱海的美景向往已久，查阜西自告奋勇表示愿结伴而行。临行之际，老舍不无兴奋地说：“联大的友人们虽已在昆明二三年，还很少有到过大理的。大家都盼望我俩的计划能实现。”
然而战时的硝烟、崎岖的道路，却让这次向往之旅充满了艰险，行至第三天车子仍在山中盘旋，即便司机胆大心细也难免提心吊胆。老舍用文字真实地记录下了当时昆明到大理途中的路况，紧张之余仍不忘赞叹眼前新奇的美景：
山大都没有奇峰，但浓翠可喜；白云在天上轻移，更叫青山明媚。
老舍记录了下关的情形：
小小的一座城，在洱海的这一端，穿出城，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苍山，风景相当的美……在晴和的阳光下，大家从从容容地做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
苍山的积雪化为清溪，水浅绿，随处在石块左右，翻起白花，水的声色，有点像瑞士的。
从大理到喜洲，老舍和查阜西雇两乘滑竿徐徐而行。“到喜洲镇去的路上，左是高山，右是洱海，真是置身图画中。”
翠湖公园碧漪亭旧影
四年前，老舍于1937年战乱中被迫弃家南下，第一站就是武汉的华中大学。此时这所大学已迁至喜洲，老舍在这个安静的小镇得以与许多故交重逢，心情畅快自不待言。在华中大学，老舍应邀为师生们发表了《谈抗战文艺》的演讲。之后又受邀赴五台中学讲演，现场有众多教员和本地士绅环坐奉陪。校长殷勤留饭，静候良久，演讲结束后，事先预备好的一杯牛奶、两个粑粑才被端上讲台，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老舍自感难以为情，以不喝牛奶为由“心领敬谢”了此番好意，不取分文的他竟因此空腹一夜。
从喜洲返回昆明途中，老舍在下关候车之时被人认出，当即引发全城轰动。受当地文艺青年和滇缅公路下关办公处的盛情邀请，他临时决定在办公处的俱乐部进行演讲，听众爆满，门外和过道都站满了人。老舍感慨于这个地处洱海边、一出门便能览山水之胜的俱乐部中职员们的文艺热情，也为当地文艺资源的稀缺向广大作家发出呼吁。
回顾此次云南之行，老舍意犹未尽。昆明油画般的静美，大理苍山洱海的明净，靛花巷名士的友情以及云南文艺青年的热忱，深深留存于老舍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