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斐 设计

4月11日14点07分，张堰镇官微发布一则“告张堰居民书”，正式公告，张堰作为上海市第一批防范区，居民可以出小区活动啦！

解封第一天，金山区张堰镇瓯盛超市门口，前来购物的村（居）民有序排队。 本文图均为 金山区供图

一时间，“寂静无声”了整整15天的张堰街道，一股积蓄多时的“热情”开始沿着大街小巷散发开来。

村（居）民们在超市内“补货”

在张旧路和漕廊公路的交叉口，桑园村村民张金余戴着口罩，走向桑园村唯一的道路进出口，拿出村里刚下发的通行证，递给道口的志愿者，试探地问“我看到公众号上面发的了，说凭这个现在可以去买东西，是不是？”志愿者拿过通行证，在上面打了个勾，笑着回道：“没错！一天一次。不过只能去公众号上写的那些地方，不能乱跑的哦。”

张金余拿回通行证，放回口袋，一路走向瓯盛超市。此时，街道上唯有穿着马甲的志愿者，张金余甚至怀疑是不是并没有“解封”，“怎么都是志愿者？就我一个出来了吗？”

村（居）民们在超市内“补货”

到了超市楼下，一位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拦住了他，“稍等，有通行证吗？”“有！”张金余再次拿出通行证，成功上楼。

楼梯上，一条警戒线划分了出入口，警戒线旁隔一段便放着一块板，上面是“场所码”。超市门口，六位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分列两侧，其中一位拦住了他，“通行证再给我们看看，然后打开微信，扫码。”“诶，好，超市里东西够吗？”张金余边扫码边探头看超市内部，问道。“那肯定够啊，倒

是大哥你袋子带够了吗？”工作人员笑着打趣。张金余从两边衣服口袋掏出一堆塑料袋，大袋子套着小袋子，抖了抖，笑道；“那我肯定也够啊！”

张金余在门口拿了个小推篮，想了想，又拿了一个。首先奔往生鲜区，苹果、竹笋、猪蹄……每样挑了点，“今天先买点家里人爱吃的和存货不多的。”一袋盐、一瓶可乐、一大包纸巾、洗衣液……很快，两个小推篮就都满了。此时，人渐渐多了起来，货架上也出现了一些“空缺”，但是很快，超市工作人员抱着箱子来补货了。

长沙学生为事故遇难者送花:簇簇鲜花附带卡片寄托哀思

5月6日，湖南长沙，长沙医学院学生自发为事故遇难者鲜花悼念。现场摆满簇簇鲜花，并附有卡片寄语，寄托对遇难者的哀思。#长沙医学院学生给逝者送去鲜花#。

对于乌克兰境外的世界，泽连斯基告诉我：“人们在Instagram和社交媒体上围观这场战争。当他们厌倦它时，他们就会迅速离去。” 这是人的本性。恐惧往往会让我们闭上眼睛。“到处都是鲜血，” 他解释说。“随之而来的是恐惧的情绪”。泽连斯基感觉到世界的注意力在褪去，这让他的烦恼几乎与俄罗斯的炸弹一样多。大多数晚上，当他扫视他的日程时，他的任务清单与战争本身关系不大，而与人们对它的看法更有关。他的任务就是让自由世界以乌克兰的视角来体验这场战争：这关乎着我们自己的生存。

他似乎已经成功了。美国和欧洲急忙向他提供援助，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比二战以来向任何其他国家提供的都多。数以千计的记者来到基辅，将采访请求塞满了他的工作人员的收件箱。

我的请求不仅仅是为了有机会向总统提问，而是为了以他和他的团队所经历的方式来看待这场战争。在4月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允许我待在班科瓦街的总统府大院里，观察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在他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办公室里闲逛。泽连斯基和他的工作人员让这个地方看上去依然在正常运转。我们开着玩笑，喝着咖啡，等待着会议的开始或结束。只有那些士兵，也就是我们的保卫者，才提示着战争，他们带着我们到处走，用手电筒照着黑暗的走廊，经过他们睡在地板上的房间。

这一经历说明，自从三年前我们在基辅的喜剧表演后台第一次见面以来，泽连斯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时他还是一个竞选总统的演员。他的幽默感仍未改变。他说：“那是让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 但这两个月的战争使他变得更加坚韧，更容易发怒，对危险也更加适应。在战争的最初几个小时，俄罗斯军队在几分钟内就找到了他和他的家人，他们的枪声在他的办公室墙内就可以听到。平民死亡的画面每天都在困扰着他。他的部队每天都在发出呼吁，其中数百人被困在地下，食物、水和弹药都已耗尽。

这篇关于战争中的泽连斯基的报道是基于对他和他的近十名助手的采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没有真正准备的情况下被扔进这段经历。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泽连斯基本人一样，也来自娱乐圈和演艺界。而其他一些人在战前就以博客或记者的身份在乌克兰闻名。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那天——入侵的第55天——泽连斯基宣布一场可能将结束战争的战役开始了。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周围遭受重创后重新集结，他们开始在东部展开新的进攻。泽连斯基说，在那里，一方或另一方的军队将可能被击败。“这将是一场全面战役，比我们在乌克兰领土上看到的任何战役都要大，” 泽连斯基4月19日告诉我。“如果我们坚持下去，” 他说，“这将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一个转折点”。

在入侵的头几个星期，当俄罗斯大炮进入基辅的打击范围时，泽连斯基很少等到日出后才给他的高级将领打电话听取汇报。他们的通话往往是在早上5点左右，在光线开始透过大院窗户上的沙袋窥视房间之前。后来，他们把谈话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这足以让泽连斯基吃一顿早餐——通常是鸡蛋——并前往总统办公室。

入侵之后，这个房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仍然是一个由金箔和宫殿式家具组成的密室，泽连斯基的工作人员感到这里很压抑。(“至少如果这个地方被轰炸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开玩笑说，“我们就不用再看这些东西了。” ) 大院周围的街道成了检查站和路障构成的迷宫。民用的汽车无法靠近，士兵们要求进入的人输入密码，这些密码每天都在变化，往往是一些无意义的短语，如“咖啡杯求婚者”，而且俄罗斯人一般很难念出来。

检查站之外是政府区，被称为 “三角区”，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之初曾试图夺取该区。当我们在采访中提到最初的那几个小时，泽连斯基提醒我说，这些记忆是 “以碎片化的方式” 存在的，是一组不连贯的图像和声音。其中最生动的是发生在2月24日的日出之前，当时他和妻子奥莱娜-泽连斯卡去告诉他们的孩子开始轰炸了，并让他们准备从家里逃走。他们的女儿17岁，儿子9岁，都已长大到可以理解他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把他们叫醒了，”泽连斯基告诉我，他的眼睛向上翻。“当时这里很嘈杂。那边还有爆炸声。”

很快，总统办公室显然已经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军方通知泽连斯基，俄军突击队已经空降到基辅，要杀死或抓住他和他的家人。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说：“在那晚之前，我们只在电影中见过这种场面。”

当乌克兰军队在街道上与俄罗斯人交战时，总统卫队试图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来封锁大院。后门的一扇大门被一堆警用路障和胶合板挡住，更像一堆垃圾场的废品，而不是一个防御工事。

朋友和盟友们冲到泽连斯基身边，在过去这是违反安全协议的。一些人把他们的家人带到了院子里。如果总统被杀，乌克兰的继任链条规定由议会议长接管大权。但在入侵的当天早上，担任该职位的鲁斯兰·斯特凡丘克(Ruslan Stefanchuk)恰好驱车来到了班科瓦街(Bankova Street)，而不是躲在远处。

斯特凡丘克是当天最早在办公室见到总统的人之一。他告诉我，“他脸上没有出现恐惧，” 他说。“而只有疑问：怎么会这样？” 几个月来，泽连斯基一直淡化来自华盛顿的关于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警告。现在，他意识到全面战争已经爆发的事实，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些话听起来很模糊或华而不实，” 斯特凡丘克说。“但我们感觉到世界的秩序正在崩溃。” 很快，议长冲到街对面的议会大楼，主持了在全国实行戒严的投票。泽连斯基在当天下午签署了该法令。

头天晚上，夜幕降临，政府区周围爆发了枪战。大院内的警卫关闭了灯光，为泽连斯基和他的十几名助手带来了防弹衣和突击步枪。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知道如何操作这些武器。其中一位是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老兵奥列克西-阿雷斯托维奇（Oleksiy Arestovych）。他告诉我：“当时的情况绝对疯狂。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动武器。” 俄罗斯军队曾两次试图冲进院内。泽连斯基后来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仍在楼里。

美国和英国军方很快提出撤离总统和他的团队。他们的想法是帮助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很可能是在波兰东部，可以继续从远处进行领导。泽连斯基的顾问们都不记得他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些提议。在与美国人的安全座机通话时，他用一句成为全世界头条新闻的风趣话来回应：“我需要的是弹药，不是顺风车。”

“我们觉得这个决定非常勇敢，” 一位了解谈话情况的美国官员说。“但也非常冒险。” 泽连斯基的保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还敦促他立即离开大楼。这座建筑坐落在一个人口密集的街区，周围都是私人住宅，可能成为敌人狙击手的射击点。有些房子很近，可以直接从街对面的窗户把手榴弹扔过来。“那个地方很开阔，” 阿雷斯托维奇说。"“我们甚至没有水泥石墩来封闭街道。”

在首都以外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安全的地堡在等着总统，其装备可以抵御长时间的围困。泽连斯基拒绝去那里。相反，在入侵的第二个晚上，当乌克兰军队在附近的街道上与俄罗斯人作战时，总统决定走到外面的院子里，用手机拍摄一段视频信息。“我们都在这里，” 泽连斯基在对他身边的官员做了快速的点名后说。他们身着军绿色T恤和夹克，这将成为他们战时的制服。“捍卫我们的独立，捍卫我们的国家。”

那时，泽连斯基已经明白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他的人民和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眼睛都盯着他。“你很明白，他们都在看，” 他说。“你就是一个象征。你需要以一个国家元首应该采取的方式来行事。”

当他在2月25日将这个40秒的片段发布到Instagram上时，它所投射的团结感甚至产生了一些误导。泽连斯基曾对逃亡的官员甚至军官的数量感到震惊。他没有用威胁或最后通牒来回应。如果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疏散他们的家人，他允许了。然后他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

还有一些人自愿住在总统府的地堡里。著名记者和议员谢尔盖-莱先科（Serhiy Leshchenko）在入侵几天后来到这里，帮助团队应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他不得不签署一份保密协议，禁止他分享有关地堡设计、位置或设施的任何细节。地堡中的所有居民都受到这一保密承诺的约束。他们甚至被禁止谈论他们吃的食物。

这里的孤立性常常迫使泽连斯基的团队只能通过屏幕体验战争，有点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们。战斗和火箭弹袭击的画面往往在军方向泽连斯基介绍这些事件之前就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典型的情况是，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掩体里围着一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咒骂着己方失利的画面，或为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坦克而欢呼雀跃。

莱先科告诉我：“这是我的收藏，”他调出了一架俄罗斯直升机在空中被炸飞的视频片段。网上流传的段子和病毒视频是他们经常性的轻松来源，乌克兰人编写、录制并在网上发布的战争歌谣也是如此。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看看我们的人民，整个乌克兰是如何联合世界对抗俄罗斯人的，很快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会消失，我们将拥有全世界的和平。

泽连斯基和他的幕僚长安德烈·耶尔马克于4月4日在布查与记者交谈

没过多久，泽连斯基就坚持要亲自去观看战斗。3月初，当俄国人仍在炮击基辅并试图包围首都时，总统在他的两个朋友和一小队保镖的陪同下，秘密地开车离开了他的驻地。幕僚长叶尔马克说：“我们做出了临时决定。” 他们没有带相机。泽连斯基的一些最亲密的助手在近两个月后——他亲自在采访中确认了这一点——才知道这次旅行。

从班科瓦街往北走，这群人来到了一座倒塌的桥上，这座桥标志着城市边缘的前沿阵地。这是泽连斯基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战斗造成的影响。他对道路上爆炸留下的弹坑之大感到惊叹。当泽连斯基停下来与检查站的乌克兰军队交谈时，“他们都要惊掉了下巴。总统没有迫切的理由要离俄罗斯阵地那么近。” 他说，他只是想来看一看，并与前线的士兵们交谈。

几天后，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被助手们称为 “罗宋汤之旅” 的旅程。在靠近城市边缘的一个检查站，总统遇到了一个人，他每天都会为部队带来一锅新鲜的罗宋汤。他们站在那里，在敌人的狙击手和大炮的射程内，就着面包喝一碗浓汤，谈论着前苏联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趣事。泽连斯基回忆说：“他告诉我他有多么讨厌俄国人。然后这位厨师走到他的汽车后备箱，拿出了他在苏联军队服役时获得的一些奖章。” 这次谈话给泽连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感觉不错，” 叶尔马克说。“只是和我们所服务的人们谈谈。”

这样的外出活动很罕见。虽然他经常收到将军们的最新汇报，并反馈给他们宽泛的指示，但泽连斯基并没有假装自己是一个军事专家。他的国防部长也很少在他身边。乌克兰的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都不在他身边。他的军事顾问阿雷斯托维奇说：“他让他们都去前线打仗”。

他的每一天基本都是一连串的发布会、会议和采访，通常通过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或电话进行。礼节性的电话占用了很多时间，比如与演员米拉-库尼斯（Mila Kunis）和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进行的一次扩大会议，他们通过GoFundMe活动为乌克兰筹款。在每晚向全国发表例行讲话之前，泽连斯基会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设定讲话的主题。“经常有人问谁是泽连斯基演讲的撰稿人，”公关顾问达莎-扎里夫纳说。“主要就是他自己，” 她说。“他对每一行字都很认真。”

整个3月和4月初，泽连斯基平均每天发表一次演讲，在韩国议会、世界银行和格莱美奖等不同场合讲话。每一次演讲主题都是以他的听众为中心精心策划的。当他在美国国会发言时，他提到了珍珠港和911事件。德国议会则听到他援引了大屠杀和柏林墙的历史。

持续不断的紧急任务和小的紧急情况会让团队变得麻木，时间的流逝如一名顾问所说就像幻觉一样。一天就像一小时，一小时又像一天。只有在睡觉前的几分钟，恐惧感才变得强烈起来。“那就是现实追上你的时候，” 莱先科说。“就是你躺在那里，想到外面炸弹时。”

4月初，团队开始更频繁地从地堡里出来。乌克兰军队已经将敌人从基辅郊区赶了回去，而俄罗斯人正在将他们的部队转移到东部的战役中。在入侵的第40天，泽连斯基再次走出院子，这次他带着相机。那天早上，他乘坐装甲车队前往布查，一个曾经富裕的小镇，俄军在那里屠杀了数百名平民。

4月6日，布查镇受到迫击炮袭击的受害者躺在她的厨房里

泽连斯基说，他们的尸体散落在镇上，“在井里、地下室被发现，被勒死，被折磨”。几乎所有人都有致命的枪伤。有些人已经在街上躺了好几天了。当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近距离看到这些暴行时，他们的惊恐很快变成了愤怒。“我们想取消所有的和平谈判。” 戴维-阿拉卡米亚说，之前泽连斯基选定他来主持与俄罗斯人的谈判。“我根本无法再直视他们的脸。”

4月8日，当调查人员仍在挖掘布查的乱葬坑时，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个火车站。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带着他们的行李和宠物聚集在一起，希望能赶上撤离的火车。导弹造成至少50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一些儿童失去了四肢。

泽连斯基通过一系列在现场拍摄并在上午转发给他的照片了解了这次袭击。其中一张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它显示了一个被爆炸斩首的女人。他说：“她穿着一身明亮的、令人难忘的衣服。” 那天下午，当他走进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时，他仍无法摆脱这个画面。欧盟最高官员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乘火车来到基辅，为乌克兰提供加入欧盟的快速通道。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但当这一时刻终于到来时，总统无法停止回忆火车站地上的那个无头女子。

当他站在冯德莱恩旁边的讲台上时，他的脸色苍白，他一贯的演说天赋让他有些发挥失常。他甚至无法在发言中提到导弹袭击。他后来告诉我：“那是一种你的手脚在做一件事，但你的脑袋却不听使唤的时刻。因为你的大脑在车站那儿，而你却需要出现在这里。”

在玛拉-罗汉村，哀悼者参加了3月25日去世的Artur Shchukin的葬礼

这次访问是欧洲领导人们在4月开始到基辅的连串访问中的第一次。在这些访问期间，大院内不允许使用智能手机。因为一大群电话信号，全部从一个地方发射，可以让敌人的侦察机确定聚集的位置。然后：“砰！”，一名警卫解释说，他用手描画了一个火箭的弧线。

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仍然在大院地下的掩体中度过大多数夜晚并举行一些会议。但俄罗斯人的撤退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常规房间里工作，这些房间看起来很像战前的样子。但一个明显的区别是黑暗。许多窗户都用沙袋遮挡。灯被关掉了，以便让敌人的狙击手更难下手。而其他预防措施并没有明显的意义。警卫把通往行政办公室的电梯的灯扯掉了。一堆电线从原来的洞里伸出来，泽连斯基的助手们就在黑暗中上上下下。没有人记得为什么。

在我独自来到大院的日子里，气氛变得更加轻松。保洁员在柜子里打扫灰尘，在垃圾桶里放上新的垃圾袋。第一次，我惊讶地发现入口处的金属探测器和X光机的电源被拔掉了，而一个清洁工正拿着拖把在它们周围工作。后来，一个疲惫的警卫在我的包里扫了一眼，让我通过，感觉一切都很寻常。

在楼上，战争开始让人感觉遥远。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是总统最亲密的四位顾问之一，他拒绝封闭办公室的窗户。他甚至都没有拉上窗帘。4月的一天，当他邀请我去见他时，房间很好找，因为他的铭牌还在门上。“我们听到防空警报就会下楼，”他耸耸肩解释说，指的是掩体。“但这是我的办公室。我喜欢这里。”

这种对基辅防空系统的信任似乎是一种适应机制，是反抗与否认的结合。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部署的那种高超音速导弹。Kinzhal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匕首”，它能以超过五倍音速的速度飞行，并能迂回曲折地避开拦截。它还可以携带一枚俄罗斯的核弹头。但是波多利亚克认为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些信息。“袭击是家常便饭，”他告诉我。“他们肯定会袭击这里，这里会变成一片废墟。”他说这话时，声音里没有恐惧。“可我们还能怎样?”他问道。“我们必须继续工作。”

宿命论作为一个组织原则在发挥作用。在战争的开始阶段，一些粗略的预防措施——如设置路障的大门、防弹背心——也许是必要的。后来，当不再有俄罗斯突击队冲进大门的风险时，泽连斯基的团队明白，这种防御措施最终都是徒劳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核武库的入侵者。他们已经决定不躲避了。躲避的意义何在？

泽连斯基现在最常在大院的简报室工作，那里既不在地下，也没有防御设施。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只有一个点缀：泽连斯基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把乌克兰的国家象征——三叉戟，熠熠生辉。大屏幕沿着墙壁排列，一台摄像机从会议桌的中央面向总统。4月19日上午9点左右，泽连斯基面前的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将军和情报主管的面孔。

那天晚上，总统向全国发表了视频讲话，宣布乌克兰东部的战役开始。现在他想听听哪里的战斗最激烈，他的部队在哪里撤退，谁开了小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以及他们在哪里成功推进。“在东部的某些地方，那里简直疯了，” 那天晚些时候，他总结了将军们的简报后告诉我。“从打击的频率、重炮射击和损失来看，真的非常可怕。”

一个多月来，泽连斯基一直在与两名乌克兰指挥官发短信。他们是马里乌波尔的最后守卫者，这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在入侵之初就被俄罗斯人包围了。一支小部队仍在一个巨大的钢铁厂内坚守。他们的指挥官之一，第36独立海军陆战队旅的谢尔盖-沃林斯基少校，已经与泽连斯基联系了几个星期。泽连斯基告诉我，“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对方了。” 大多数日子里，他们互相打电话或发短信，有时甚至在半夜。早些时候，这位士兵给总统发了一张他们在很久以前合影的自拍照。“我们互相挎着肩，像朋友一样，”他说。

4月5日，一对老年夫妇在基辅附近的博罗江卡被炸毁的公寓里收集财物

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的攻击使该旅损失惨重。泽连斯基告诉我，部队中大约只有200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在钢铁厂内找到庇护所和补给品之前，他们已经耗尽了食物、水和弹药。“他们过得非常艰难，”泽连斯基说。“我们尽力相互支持”。

但泽连斯基能做的事情很少。乌克兰没有足够的重型武器来突破对马里乌波尔的包围。在整个东部地区，俄罗斯部队有着明显的军力优势。叶尔马克说：“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几倍。”

在几乎每一次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泽连斯基都会要求提供可以帮助扭转战局的武器。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荷兰，已经同意提供这些武器。其他人则摇摆不定，最关键的是德国。泽连斯基说：“对德国人来说，局面真的很困难。” 他们表现得似乎不想失去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的天然气供应主要都依赖于俄罗斯。“这是他们德国人一贯的实用主义，” 泽连斯基说。“但这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乌克兰已经明确表达了它的沮丧。4月中旬，当泽连斯基的团队婉言谢绝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时，他已经在前来访问基辅的路上了。

有时，总统的直言不讳会让人觉得是一种羞辱，就像他对联合国安理会说，安理会应该考虑解散自己。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告诉我，如果施泰因迈尔被邀请到基辅，他将会非常感激，“因为他是一个朋友”。但泽连斯基已经知道，即使是友好的请求也不会让乌克兰得到它所需要的武器。这就是泽连斯基对其核心责任的理解。他不是一个有权在地图上调动部队的军事战略家，而是一个沟通者，一个活生生的国家象征，他吸引和保持世界关注的能力将会影响他的国家的生死存亡。

对于乌克兰境外的世界，泽连斯基告诉我：“人们在Instagram和社交媒体上围观这场战争。当他们厌倦它时，他们就会迅速离去。” 这是人的本性。恐惧往往会让我们闭上眼睛。“到处都是鲜血，” 他解释说。“随之而来的是恐惧的情绪”。泽连斯基感觉到世界的注意力在褪去，这让他的烦恼几乎与俄罗斯的炸弹一样多。大多数晚上，当他扫视他的日程时，他的任务清单与战争本身关系不大，而与人们对它的看法更有关。他的任务就是让自由世界以乌克兰的视角来体验这场战争：这关乎着我们自己的生存。

他似乎已经成功了。美国和欧洲急忙向他提供援助，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比二战以来向任何其他国家提供的都多。数以千计的记者来到基辅，将采访请求塞满了他的工作人员的收件箱。

我的请求不仅仅是为了有机会向总统提问，而是为了以他和他的团队所经历的方式来看待这场战争。在4月的两个星期里，他们允许我待在班科瓦街的总统府大院里，观察他们的日常工作，并在他们现在生活和工作的办公室里闲逛。泽连斯基和他的工作人员让这个地方看上去依然在正常运转。我们开着玩笑，喝着咖啡，等待着会议的开始或结束。只有那些士兵，也就是我们的保卫者，才提示着战争，他们带着我们到处走，用手电筒照着黑暗的走廊，经过他们睡在地板上的房间。

这一经历说明，自从三年前我们在基辅的喜剧表演后台第一次见面以来，泽连斯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当时他还是一个竞选总统的演员。他的幽默感仍未改变。他说：“那是让自己活下去的一种方式。” 但这两个月的战争使他变得更加坚韧，更容易发怒，对危险也更加适应。在战争的最初几个小时，俄罗斯军队在几分钟内就找到了他和他的家人，他们的枪声在他的办公室墙内就可以听到。平民死亡的画面每天都在困扰着他。他的部队每天都在发出呼吁，其中数百人被困在地下，食物、水和弹药都已耗尽。

这篇关于战争中的泽连斯基的报道是基于对他和他的近十名助手的采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没有真正准备的情况下被扔进这段经历。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泽连斯基本人一样，也来自娱乐圈和演艺界。而其他一些人在战前就以博客或记者的身份在乌克兰闻名。

在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那天——入侵的第55天——泽连斯基宣布一场可能将结束战争的战役开始了。俄罗斯军队在基辅周围遭受重创后重新集结，他们开始在东部展开新的进攻。泽连斯基说，在那里，一方或另一方的军队将可能被击败。“这将是一场全面战役，比我们在乌克兰领土上看到的任何战役都要大，” 泽连斯基4月19日告诉我。“如果我们坚持下去，” 他说，“这将是我们的一个决定性时刻，一个转折点”。

在入侵的头几个星期，当俄罗斯大炮进入基辅的打击范围时，泽连斯基很少等到日出后才给他的高级将领打电话听取汇报。他们的通话往往是在早上5点左右，在光线开始透过大院窗户上的沙袋窥视房间之前。后来，他们把谈话时间推迟了几个小时，这足以让泽连斯基吃一顿早餐——通常是鸡蛋——并前往总统办公室。

入侵之后，这个房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它仍然是一个由金箔和宫殿式家具组成的密室，泽连斯基的工作人员感到这里很压抑。(“至少如果这个地方被轰炸了，” 他们中的一个人开玩笑说，“我们就不用再看这些东西了。” ) 大院周围的街道成了检查站和路障构成的迷宫。民用的汽车无法靠近，士兵们要求进入的人输入密码，这些密码每天都在变化，往往是一些无意义的短语，如“咖啡杯求婚者”，而且俄罗斯人一般很难念出来。

检查站之外是政府区，被称为 “三角区”，俄罗斯军队在入侵之初曾试图夺取该区。当我们在采访中提到最初的那几个小时，泽连斯基提醒我说，这些记忆是 “以碎片化的方式” 存在的，是一组不连贯的图像和声音。其中最生动的是发生在2月24日的日出之前，当时他和妻子奥莱娜-泽连斯卡去告诉他们的孩子开始轰炸了，并让他们准备从家里逃走。他们的女儿17岁，儿子9岁，都已长大到可以理解他们处于危险之中。“我们把他们叫醒了，”泽连斯基告诉我，他的眼睛向上翻。“当时这里很嘈杂。那边还有爆炸声。”

很快，总统办公室显然已经不是最安全的地方。军方通知泽连斯基，俄军突击队已经空降到基辅，要杀死或抓住他和他的家人。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里-叶尔马克说：“在那晚之前，我们只在电影中见过这种场面。”

当乌克兰军队在街道上与俄罗斯人交战时，总统卫队试图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来封锁大院。后门的一扇大门被一堆警用路障和胶合板挡住，更像一堆垃圾场的废品，而不是一个防御工事。

朋友和盟友们冲到泽连斯基身边，在过去这是违反安全协议的。一些人把他们的家人带到了院子里。如果总统被杀，乌克兰的继任链条规定由议会议长接管大权。但在入侵的当天早上，担任该职位的鲁斯兰·斯特凡丘克(Ruslan Stefanchuk)恰好驱车来到了班科瓦街(Bankova Street)，而不是躲在远处。

斯特凡丘克是当天最早在办公室见到总统的人之一。他告诉我，“他脸上没有出现恐惧，” 他说。“而只有疑问：怎么会这样？” 几个月来，泽连斯基一直淡化来自华盛顿的关于俄罗斯即将入侵的警告。现在，他意识到全面战争已经爆发的事实，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也许这些话听起来很模糊或华而不实，” 斯特凡丘克说。“但我们感觉到世界的秩序正在崩溃。” 很快，议长冲到街对面的议会大楼，主持了在全国实行戒严的投票。泽连斯基在当天下午签署了该法令。

头天晚上，夜幕降临，政府区周围爆发了枪战。大院内的警卫关闭了灯光，为泽连斯基和他的十几名助手带来了防弹衣和突击步枪。他们中只有少数人知道如何操作这些武器。其中一位是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老兵奥列克西-阿雷斯托维奇（Oleksiy Arestovych）。他告诉我：“当时的情况绝对疯狂。每个人手里都有自动武器。” 俄罗斯军队曾两次试图冲进院内。泽连斯基后来告诉我，他的妻子和孩子当时仍在楼里。

美国和英国军方很快提出撤离总统和他的团队。他们的想法是帮助建立一个流亡政府，很可能是在波兰东部，可以继续从远处进行领导。泽连斯基的顾问们都不记得他是否认真考虑过这些提议。在与美国人的安全座机通话时，他用一句成为全世界头条新闻的风趣话来回应：“我需要的是弹药，不是顺风车。”

“我们觉得这个决定非常勇敢，” 一位了解谈话情况的美国官员说。“但也非常冒险。” 泽连斯基的保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他们还敦促他立即离开大楼。这座建筑坐落在一个人口密集的街区，周围都是私人住宅，可能成为敌人狙击手的射击点。有些房子很近，可以直接从街对面的窗户把手榴弹扔过来。“那个地方很开阔，” 阿雷斯托维奇说。"“我们甚至没有水泥石墩来封闭街道。”

在首都以外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安全的地堡在等着总统，其装备可以抵御长时间的围困。泽连斯基拒绝去那里。相反，在入侵的第二个晚上，当乌克兰军队在附近的街道上与俄罗斯人作战时，总统决定走到外面的院子里，用手机拍摄一段视频信息。“我们都在这里，” 泽连斯基在对他身边的官员做了快速的点名后说。他们身着军绿色T恤和夹克，这将成为他们战时的制服。“捍卫我们的独立，捍卫我们的国家。”

那时，泽连斯基已经明白自己在这场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他的人民和世界上大部分人的眼睛都盯着他。“你很明白，他们都在看，” 他说。“你就是一个象征。你需要以一个国家元首应该采取的方式来行事。”

当他在2月25日将这个40秒的片段发布到Instagram上时，它所投射的团结感甚至产生了一些误导。泽连斯基曾对逃亡的官员甚至军官的数量感到震惊。他没有用威胁或最后通牒来回应。如果他们需要一些时间来疏散他们的家人，他允许了。然后他要求他们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做了。

还有一些人自愿住在总统府的地堡里。著名记者和议员谢尔盖-莱先科（Serhiy Leshchenko）在入侵几天后来到这里，帮助团队应对俄罗斯的虚假信息。他不得不签署一份保密协议，禁止他分享有关地堡设计、位置或设施的任何细节。地堡中的所有居民都受到这一保密承诺的约束。他们甚至被禁止谈论他们吃的食物。

这里的孤立性常常迫使泽连斯基的团队只能通过屏幕体验战争，有点像世界上的其他人们。战斗和火箭弹袭击的画面往往在军方向泽连斯基介绍这些事件之前就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典型的情况是，总统和他的工作人员在掩体里围着一部手机或笔记本电脑，咒骂着己方失利的画面，或为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坦克而欢呼雀跃。

莱先科告诉我：“这是我的收藏，”他调出了一架俄罗斯直升机在空中被炸飞的视频片段。网上流传的段子和病毒视频是他们经常性的轻松来源，乌克兰人编写、录制并在网上发布的战争歌谣也是如此。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看看我们的人民，整个乌克兰是如何联合世界对抗俄罗斯人的，很快所有的俄罗斯人都会消失，我们将拥有全世界的和平。

泽连斯基和他的幕僚长安德烈·耶尔马克于4月4日在布查与记者交谈

没过多久，泽连斯基就坚持要亲自去观看战斗。3月初，当俄国人仍在炮击基辅并试图包围首都时，总统在他的两个朋友和一小队保镖的陪同下，秘密地开车离开了他的驻地。幕僚长叶尔马克说：“我们做出了临时决定。” 他们没有带相机。泽连斯基的一些最亲密的助手在近两个月后——他亲自在采访中确认了这一点——才知道这次旅行。

从班科瓦街往北走，这群人来到了一座倒塌的桥上，这座桥标志着城市边缘的前沿阵地。这是泽连斯基第一次近距离地看到战斗造成的影响。他对道路上爆炸留下的弹坑之大感到惊叹。当泽连斯基停下来与检查站的乌克兰军队交谈时，“他们都要惊掉了下巴。总统没有迫切的理由要离俄罗斯阵地那么近。” 他说，他只是想来看一看，并与前线的士兵们交谈。

几天后，泽连斯基进行了一次被助手们称为 “罗宋汤之旅” 的旅程。在靠近城市边缘的一个检查站，总统遇到了一个人，他每天都会为部队带来一锅新鲜的罗宋汤。他们站在那里，在敌人的狙击手和大炮的射程内，就着面包喝一碗浓汤，谈论着前苏联以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人的趣事。泽连斯基回忆说：“他告诉我他有多么讨厌俄国人。然后这位厨师走到他的汽车后备箱，拿出了他在苏联军队服役时获得的一些奖章。” 这次谈话给泽连斯基留下了深刻印象。“感觉不错，” 叶尔马克说。“只是和我们所服务的人们谈谈。”

这样的外出活动很罕见。虽然他经常收到将军们的最新汇报，并反馈给他们宽泛的指示，但泽连斯基并没有假装自己是一个军事专家。他的国防部长也很少在他身边。乌克兰的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都不在他身边。他的军事顾问阿雷斯托维奇说：“他让他们都去前线打仗”。

他的每一天基本都是一连串的发布会、会议和采访，通常通过笔记本电脑的屏幕或电话进行。礼节性的电话占用了很多时间，比如与演员米拉-库尼斯（Mila Kunis）和阿什顿-库彻（Ashton Kutcher）进行的一次扩大会议，他们通过GoFundMe活动为乌克兰筹款。在每晚向全国发表例行讲话之前，泽连斯基会和他的工作人员一起设定讲话的主题。“经常有人问谁是泽连斯基演讲的撰稿人，”公关顾问达莎-扎里夫纳说。“主要就是他自己，” 她说。“他对每一行字都很认真。”

整个3月和4月初，泽连斯基平均每天发表一次演讲，在韩国议会、世界银行和格莱美奖等不同场合讲话。每一次演讲主题都是以他的听众为中心精心策划的。当他在美国国会发言时，他提到了珍珠港和911事件。德国议会则听到他援引了大屠杀和柏林墙的历史。

持续不断的紧急任务和小的紧急情况会让团队变得麻木，时间的流逝如一名顾问所说就像幻觉一样。一天就像一小时，一小时又像一天。只有在睡觉前的几分钟，恐惧感才变得强烈起来。“那就是现实追上你的时候，” 莱先科说。“就是你躺在那里，想到外面炸弹时。”

4月初，团队开始更频繁地从地堡里出来。乌克兰军队已经将敌人从基辅郊区赶了回去，而俄罗斯人正在将他们的部队转移到东部的战役中。在入侵的第40天，泽连斯基再次走出院子，这次他带着相机。那天早上，他乘坐装甲车队前往布查，一个曾经富裕的小镇，俄军在那里屠杀了数百名平民。

4月6日，布查镇受到迫击炮袭击的受害者躺在她的厨房里

泽连斯基说，他们的尸体散落在镇上，“在井里、地下室被发现，被勒死，被折磨”。几乎所有人都有致命的枪伤。有些人已经在街上躺了好几天了。当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近距离看到这些暴行时，他们的惊恐很快变成了愤怒。“我们想取消所有的和平谈判。” 戴维-阿拉卡米亚说，之前泽连斯基选定他来主持与俄罗斯人的谈判。“我根本无法再直视他们的脸。”

4月8日，当调查人员仍在挖掘布查的乱葬坑时，俄罗斯导弹击中了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一个火车站。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带着他们的行李和宠物聚集在一起，希望能赶上撤离的火车。导弹造成至少50人死亡，另有100多人受伤。一些儿童失去了四肢。

泽连斯基通过一系列在现场拍摄并在上午转发给他的照片了解了这次袭击。其中一张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它显示了一个被爆炸斩首的女人。他说：“她穿着一身明亮的、令人难忘的衣服。” 那天下午，当他走进他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时，他仍无法摆脱这个画面。欧盟最高官员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乘火车来到基辅，为乌克兰提供加入欧盟的快速通道。这个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但当这一时刻终于到来时，总统无法停止回忆火车站地上的那个无头女子。

当他站在冯德莱恩旁边的讲台上时，他的脸色苍白，他一贯的演说天赋让他有些发挥失常。他甚至无法在发言中提到导弹袭击。他后来告诉我：“那是一种你的手脚在做一件事，但你的脑袋却不听使唤的时刻。因为你的大脑在车站那儿，而你却需要出现在这里。”

在玛拉-罗汉村，哀悼者参加了3月25日去世的Artur Shchukin的葬礼

这次访问是欧洲领导人们在4月开始到基辅的连串访问中的第一次。在这些访问期间，大院内不允许使用智能手机。因为一大群电话信号，全部从一个地方发射，可以让敌人的侦察机确定聚集的位置。然后：“砰！”，一名警卫解释说，他用手描画了一个火箭的弧线。

泽连斯基和他的团队仍然在大院地下的掩体中度过大多数夜晚并举行一些会议。但俄罗斯人的撤退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常规房间里工作，这些房间看起来很像战前的样子。但一个明显的区别是黑暗。许多窗户都用沙袋遮挡。灯被关掉了，以便让敌人的狙击手更难下手。而其他预防措施并没有明显的意义。警卫把通往行政办公室的电梯的灯扯掉了。一堆电线从原来的洞里伸出来，泽连斯基的助手们就在黑暗中上上下下。没有人记得为什么。

在我独自来到大院的日子里，气氛变得更加轻松。保洁员在柜子里打扫灰尘，在垃圾桶里放上新的垃圾袋。第一次，我惊讶地发现入口处的金属探测器和X光机的电源被拔掉了，而一个清洁工正拿着拖把在它们周围工作。后来，一个疲惫的警卫在我的包里扫了一眼，让我通过，感觉一切都很寻常。

在楼上，战争开始让人感觉遥远。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是总统最亲密的四位顾问之一，他拒绝封闭办公室的窗户。他甚至都没有拉上窗帘。4月的一天，当他邀请我去见他时，房间很好找，因为他的铭牌还在门上。“我们听到防空警报就会下楼，”他耸耸肩解释说，指的是掩体。“但这是我的办公室。我喜欢这里。”

这种对基辅防空系统的信任似乎是一种适应机制，是反抗与否认的结合。没有办法阻止俄罗斯针对乌克兰部署的那种高超音速导弹。Kinzhal在俄语中的意思是“匕首”，它能以超过五倍音速的速度飞行，并能迂回曲折地避开拦截。它还可以携带一枚俄罗斯的核弹头。但是波多利亚克认为没有必要纠结于这些信息。“袭击是家常便饭，”他告诉我。“他们肯定会袭击这里，这里会变成一片废墟。”他说这话时，声音里没有恐惧。“可我们还能怎样?”他问道。“我们必须继续工作。”

宿命论作为一个组织原则在发挥作用。在战争的开始阶段，一些粗略的预防措施——如设置路障的大门、防弹背心——也许是必要的。后来，当不再有俄罗斯突击队冲进大门的风险时，泽连斯基的团队明白，这种防御措施最终都是徒劳的。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拥有核武库的入侵者。他们已经决定不躲避了。躲避的意义何在？

泽连斯基现在最常在大院的简报室工作，那里既不在地下，也没有防御设施。这是一间没有窗户的会议室，只有一个点缀：泽连斯基椅子后面的墙上挂着一把乌克兰的国家象征——三叉戟，熠熠生辉。大屏幕沿着墙壁排列，一台摄像机从会议桌的中央面向总统。4月19日上午9点左右，泽连斯基面前的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将军和情报主管的面孔。

那天晚上，总统向全国发表了视频讲话，宣布乌克兰东部的战役开始。现在他想听听哪里的战斗最激烈，他的部队在哪里撤退，谁开了小差，他们需要什么帮助，以及他们在哪里成功推进。“在东部的某些地方，那里简直疯了，” 那天晚些时候，他总结了将军们的简报后告诉我。“从打击的频率、重炮射击和损失来看，真的非常可怕。”

一个多月来，泽连斯基一直在与两名乌克兰指挥官发短信。他们是马里乌波尔的最后守卫者，这座拥有50万人口的城市在入侵之初就被俄罗斯人包围了。一支小部队仍在一个巨大的钢铁厂内坚守。他们的指挥官之一，第36独立海军陆战队旅的谢尔盖-沃林斯基少校，已经与泽连斯基联系了几个星期。泽连斯基告诉我，“我们现在已经很熟悉对方了。” 大多数日子里，他们互相打电话或发短信，有时甚至在半夜。早些时候，这位士兵给总统发了一张他们在很久以前合影的自拍照。“我们互相挎着肩，像朋友一样，”他说。

4月5日，一对老年夫妇在基辅附近的博罗江卡被炸毁的公寓里收集财物

俄罗斯对马里乌波尔的攻击使该旅损失惨重。泽连斯基告诉我，部队中大约只有200人幸存了下来。他们在钢铁厂内找到庇护所和补给品之前，他们已经耗尽了食物、水和弹药。“他们过得非常艰难，”泽连斯基说。“我们尽力相互支持”。

但泽连斯基能做的事情很少。乌克兰没有足够的重型武器来突破对马里乌波尔的包围。在整个东部地区，俄罗斯部队有着明显的军力优势。叶尔马克说：“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多几倍。”

在几乎每一次与外国领导人的谈话中，泽连斯基都会要求提供可以帮助扭转战局的武器。一些国家，如美国、英国和荷兰，已经同意提供这些武器。其他人则摇摆不定，最关键的是德国。泽连斯基说：“对德国人来说，局面真的很困难。” 他们表现得似乎不想失去与俄罗斯的关系。德国的天然气供应主要都依赖于俄罗斯。“这是他们德国人一贯的实用主义，” 泽连斯基说。“但这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乌克兰已经明确表达了它的沮丧。4月中旬，当泽连斯基的团队婉言谢绝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时，他已经在前来访问基辅的路上了。

有时，总统的直言不讳会让人觉得是一种羞辱，就像他对联合国安理会说，安理会应该考虑解散自己。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Olaf Scholz)告诉我，如果施泰因迈尔被邀请到基辅，他将会非常感激，“因为他是一个朋友”。但泽连斯基已经知道，即使是友好的请求也不会让乌克兰得到它所需要的武器。这就是泽连斯基对其核心责任的理解。他不是一个有权在地图上调动部队的军事战略家，而是一个沟通者，一个活生生的国家象征，他吸引和保持世界关注的能力将会影响他的国家的生死存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