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立志
包拯形象在文学和戏剧作品中更有魅力
史***载，包拯是北宋时的政治家，官至枢密副使（协助皇上处理军事的副职官员），在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包拯的文学作品只有一首五言诗，其他文字主要是奏议与公文。包拯在我国知名度很高，可谓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不过，他的声望更多体现于话本、舞台和民间。
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黄淮及京畿（开封附近）严重水患，此时的包拯因荐举失误被外放池州。欧阳修向仁宗皇帝举荐包拯。当年年末，包拯即被任命为右司郎中，权知开封府（代理开封***）。“权”者，代理也。欧阳修是包拯任职开封府的举荐者，也是包拯履职开封府的继任者。一年半后，嘉祐三年六月，欧阳修“加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承包拯威严之后，简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师亦治”，展示了与包拯完全不同的施政风格。
嘉祐四年三月，时任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的包拯，一月之内弹劾了前后两任三司使（三司使是北宋***的最高财政长官，三司者，指度支、户部、盐铁），直斥张方平“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宋祁“在益部（今成都）多游宴”，两人都因包拯的弹劾而去职。包拯弹劾之所以成功，并非张、宋二人犯了什么原则性或政治性错误，而是仁宗皇帝重视台谏作用、容许批评朝政的缘故。
这张方平是什么人呢？张方平历仁、英、神三朝，官至宰相，北宋政治家与文学家。他在平西夏、使契丹、定南诏、稳税制、反特权、举贤才等重大内政、外交问题都卓有建树。宋神宗赞赏他的奏折，“文章典雅，焕然有三代风！”宰相富弼熬夜阅读张方平关于汴河治理与***兵制之于首都安危的奏折，叹服：“此国计大本，非常奏也。”
宋祁也非等闲之辈。他不仅是《新唐书》的主要撰稿人，也以诗词扬名于世。由于包拯的弹劾，致使宋祁仕途坎坷，时人多有抱怨。宋人笔记载，“言者（包拯）又论蜀人（宋祁）不安其奢侈，遂止为郑州，望国门不得入，……未几，不幸讣至成都，士民哭于其（宋祁）祠者数千人。”
不管这两个历史人物曾经创造了什么丰功伟绩，毕竟犯过错误或有失检点。时人对此颇有异议，只是认为包拯小题大做、求全责备而已。
两位三司使“下课”，皇上竟任命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议喧然”。想一想也很正常，三司使是掌管全国财政的肥缺，人们显然在怀疑，包拯打击同僚是为了取而代之。
“外议喧然”之下，欧阳修看不下去了，立刻上章弹劾包拯——包拯的举荐者变成了包拯的弹劾者。欧阳修不愧为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这篇题为《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的奏折，说理委婉，论述理性，既维护了仁宗皇帝的威望，又照顾了包拯的脸面，具有直指人心的思想力量。欧阳修叙述了包拯弹劾两任三司使然后取而代之的过程，不无疑虑地指出：“此所谓蹊田夺牛，岂得无过？而整冠纳履，当避可疑者也。”
“蹊田夺牛”是一则典故：“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牵牛人路经他人田地造成踩踏，田地主人不仅责罚了牵牛人，还要把人家的牛据为己有，是不是太过了？欧阳修通达地指出：“如拯材能资望，虽别加进用，人岂为嫌？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尔。”这既是对皇帝的建言，也是对包拯的劝谕。包拯担任三司使，的确让人浮想联翩，“虽初无是心，然见得不能思义”。包拯尽可问心无愧，然而，“蹊田夺牛”的事实，如何能够脱去瓜田李下“整冠纳履”的嫌疑？如此显然的“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岂独不思哉？”
皇权时代，不存在畅所欲言的制度设计，朝臣的言论空间完全取决于皇上的胸怀与度量，而宋仁宗正是一位可与唐太宗并称的“好脾气”。欧阳修对谏官制度寄望过高，因此，他认为，仁宗一朝，“增置谏官之员”，“宠用言事之臣”，加强对官员权力的监督，这本来是一项进步的政治措施，但这些谏官在公堂之上，占据道德高地，以公道自命，以正义自居，对朝廷官员横加挑剔，当然就会损害这些谏官的声誉，同时也背离了谏官制度的初衷。
“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其无所利焉。”换句话说，谏官对其他官员的指控与弹劾，只有摆脱了任何利益嫌疑与利益联想，才能真正树立谏官的威信。“今拯并逐二臣，自居其位，……此之为患，岂谓小哉！”欧阳修对包拯开这样的口子，不免忧心忡忡，不仅使包拯的品行减分，而且会给谏官制度造成漏洞。他建议朝廷“别选材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置之京师。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不胜幸甚。”
包拯一生弹劾他人多矣，今遭他人弹劾，也算一则政坛奇闻。其实，包拯不仅知道他出任三司使所引发的“外议喧然”，他也清楚欧阳修对他担任这一职务提出的异议。然而，除了闭门不出，坐等裁处之外，他没有采取任何或婉拒或辞职以避嫌的行动。这与他七年前（皇祐四年），预感自己失去皇上信任，而决绝地连续七次上书要求辞职外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此后，朝廷并未取消对包拯的这一任命，几个月后，风波逐渐平息，包拯才正式履职，又过一年（嘉祐六年）的四月八日朝廷才正式为他取消了“权”字，正式任命为三司使。不久，朝廷又任命包拯为枢密副使。
包拯对三司使取而代之、如愿以偿之后，功过如何，历史记述不尽一致。元人修纂的《宋史》只列出了包拯的两条政绩，宋人修纂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列出了包拯的两条负面信息……
戏剧和小说中的包公形象，都是以开封府为活动舞台的。其实，包公在北宋政坛上有影响的政绩，大多创造于谏官任上，并非出于开封府。嘉祐七年（1062年）五月，也就是包拯正式担任三司使刚满一年，即病逝于枢密副使任上，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