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东野三关农亭街

一条隐藏在群山深处的老街

这里虽然山清水秀云雾绕

但却交通闭塞

生活必需品都要靠背夫

人工运送

老街上的农产品、工艺品运不出去

外面的生活物资送进不来

贫困带来的无力感

深深攫住了这里的每个人

孩子作文写得差，很多时候是因为缺乏词汇量积累，写出来的文章干巴巴的，缺少文采，作文分数自然就不会高了。

老师、爸妈要帮助孩子写好作文，首先要让孩子在平时做好词语储备。

本文总结了作文中描写人物、天气、景色等各类词语，帮助孩子把作文写得具体、生动，提升文采。

《文学传记》，[英]柯勒律治著，王莹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544页，88.00元

同为浪漫主义大诗人，跟华兹华斯相比，柯勒律治还是个散文大家：三十四卷的作品总集里，散文占了二十八卷，遍涉戏剧、艺术、政治、宗教、哲学、神学、早期心理学，甚至科学等各门学问。他在生前——毋宁说是十九世纪——最有影响的散文作品是关乎信仰问题的《沉思之助》（Aids to Reflection, 1825），而在二十世纪给他带来持久声誉的，诗歌之外，便是他的文学批评专著《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 1817）。英国现代诗人兼评论家阿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 1865-1945）称《文学传记》是“最伟大的英文评论著作”, 不过紧接着又说它是“任何语言里最恼人的一部作品”（Adam Roberts, “Introduction”, inBiographia Literaria,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xi）。喜欢西方文学理论的中文读者，对这本著作应该不陌生，不过读的多半是节选，直到2019年才出现了第一个较为完整的中译本，让我们在见识此书“伟大”的同时，也领教了它的“恼人”。这是一本不同寻常的奇书，不仅有着独特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就连成书过程也极富传奇色彩。

创作缘起：与华兹华斯一辩

提及柯勒律治，我们首先想起的是华兹华斯和他们1798年合作出版的《抒情歌谣集》。不过，他们友谊的蜜月期只维持了三四年的时间，很快就因为性格和生活方式的不同——尤其是柯勒律治日益严重的鸦片瘾——而日渐隔膜，终于在1810年分道扬镳。两人此后的生活状态也迥然不同：华兹华兹住在风景秀丽的格拉斯米尔湖区，膝下儿女成群，有妻子和聪慧的妹妹相伴左右，1813年又获赠“邮票发行官”的闲职，坐享丰厚的薪金，而柯勒律治独自生活，与妻儿分居，长年辗转各地，靠微薄的演讲费、稿费和朋友们的救济勉强度日。1814年，华兹华斯出版了长诗《漫游》（The Excursion），而柯勒律治因鸦片瘾加重，不时陷入抑郁和自责的漩涡当中，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几度有轻生之念，幸好一个叫约翰·摩根（John Morgan, 1775-1820）的朋友及时援手，将他接到家中调养，严格限制鸦片酊的饮量，才让瘾症有所缓解。1815年，华兹华兹又出版了两卷本的诗选集（Poems），除诗歌外，还收录了三篇诗论，前两篇是新作，后一篇是旧文新刊：

一、序言（Preface，1815）：讨论写诗需要具备的能力，特别提到“幻象”（Fancy）和“想象”（Imagination）这两种能力，认为它们都是一种记忆的模式，没有大区别，并批评柯勒律治对两者的定义太过“笼统”（W. J. B. Owen, ed. Wordsworth's Lite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2016, p.84）。

二、序言补论（Essay, Supplementary to the Preface, 1815）：以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为例，断言“生前冷落身后名”乃大诗人的宿命，对他自己作品的价值深信不疑：“我努力写出的作品必将长存。”（W. J. B. Owen, p.209）

三、《抒情歌谣集》第二版序言（Preface to Lyrical Ballads, 1802）：被称为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宣言。柯勒律治称它实际上是他脑子的产物，不过最终的执笔者却是华兹华斯，其要义是主张用乡下人真正的语言描写普通的人事，并且认为诗歌与散文相比，除格律外，并无实质差别。

正是这三篇诗论，引起了柯勒律治极大的关注——准确地说，是不安。其实，早在1802年，他就不满意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里的某些观点，两人分歧已现端倪：“我不时怀疑就诗歌的理论见解而言，我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E. L. Griggs, 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85-1806, Oxford UP, 1956, p.812）如今，华兹华斯摆出理论家的姿势，就幻想、想象、格律等问题提出跟柯勒律治绝然不同的观点，同时请出莎士比亚、弥尔顿两位先贤来标榜自我，这在柯勒律治看来，便有点不自量力了。此时的柯勒律治在摩根夫妇的悉心照料下，身体和精神都渐趋好转，正准备将自己的诗作结集出版，在看到华兹华斯的新书后，很快决定写一篇序言予以回应。“估计两到三天就能写完。”他在4月的信里说道。但很快他发现几页纸是不够用的：“有必要将原计划的序言扩展至一部自传，或者我文学生活和见解的素描，考察诗歌及评论。”（Adam Roberts, “Introduction”, p. xx）从起笔到完稿，此书的初稿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摩根的协助下——他负责誊录，柯勒律治口授——完工了。柯勒律治跟出版商古奇（John Gutch，1776-1861）商定，将此书跟诗集同时发行，并采用跟华兹华斯新诗集同样的字体和排版，与其说是向后者致敬，不如说是跟后者较量。

不过，此书的出版过程颇费周折。9月15日，古奇就收到了手稿，但在交付印刷后才发现，作为诗集的陪读本，手稿做成一本书太厚，若分成两本又显单薄，要求柯勒律治再增写一百五十页——古奇说这话时，已经是1816年的7月。这一突如其来的决定令柯勒律治措手不及，拒不同意。古奇不顾惜校友的情面，扬言对方如不照办，就将此事抖落出去，将他在文人圈本就不好的名声搞得更臭。两人互不让步，关系跌至冰点，直到1817年5月, 另一出版商决定从古奇那里接过手稿和已印刷的上册，但建议柯勒律治给单薄的下册再添些内容。诗人这次终于同意了，但用的是一个取巧的办法——拿旧作充数，第二十二章后的内容都是后加的。如此这般，《文学传记》和诗选集《西比尔的叶子》（Sibylline Leaves）终于在1817年7月出版了，此时距他初稿完成已近两年了。

非典型传记：习诗侧记

此书原拟的书名是“文学自传”（Autobiographia Literaria），正式出版时改成了“文学传记”（Biographia Literaria），不过副标题“我文学生活和文学见解的生平”（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却又明白无误地表明此书是关乎他自己的，似有遮掩之态，原因是自传给人自爱、自大、自负的印象（H. J. Jackson, “Coleridge'sBiographia: When Is an Autobiography Not an Autobiography?”Biography, vol. 20, no. 1, 1997, p.59）。尽管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出现了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但它重在描写作者的宗教体验，而反映作家世俗生活的作品直到很晚才出现，开山之作一般被认为是卢梭的《忏悔录》。将自己当作故事主角，作者自知此举非凡，一开头就说：“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卢梭：《忏悔录（第一部）》，黎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1页）作品在他死后四年才出版，他大概不会想到，这部带有鲜明浪漫主义风格的作品竟然引发了自传写作的潮流，效仿者甚众，在法国有司汤达，在德国有歌德，而在英国，最突出的代表作家是华兹华斯的《序曲》（The Prelude）——跟卢梭一样，它也是作者早就预备好的作品，直到死后才刊印，因为不想落得自命不凡的恶名。出于同样的顾虑，柯勒律治在标题中用的是“传记”，而不是“自传”。开篇第一段里就说：“读者阅读本书就会发现，我的著述中最不涉及我个人。我用第一人称叙述主要是为了保证此著作的连贯性。”（柯勒律治：《文学传记》，王莹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第3页；本处及后文所引的译文均出自王莹翻译的《文学传记》，有修订，后文引用处只标页码）言下之意是，他是客观如实地描述，无意自我美化。

《文学传记》初版本

不过，跟《忏悔录》和《序曲》不同的是，柯勒律治并不是要全面地追忆自己从出生到成年的所有经历，而是将焦点放在——如副标题所限定的——“文学生活”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文学见解”，勾勒出自己心智发展的轨迹，“记下因某些特殊事件引发的零星思考，更多时候是为了介绍我的政治、宗教和哲学，将从哲学原则里衍生的规则，应用到诗歌和批评当中”（第3页）。说起早年的经历，他本可以大书特书的：他比华兹华斯小两岁，是十四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其父结过两次婚，跟前妻生有四个女儿，跟后妻——柯勒律治的母亲——育有九个儿子、一个女儿。柯勒律治出生时，其父五十四岁，其母已是四十六岁高龄。老约翰的职业是牧师和当地文法学校的校长，也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希伯来语研究者和天文业余爱好者，对这个幺儿宠爱有加。柯勒律治日后成为广收博取的百科全书式的诗人和学者，与父亲的基因和引导不无联系，可惜天不祚寿，老约翰在柯勒律治八岁时就撒手人寰。失去了经济支柱，一大家子的经济情况顿时一落千丈，柯勒律治只好去基督公学（Christ’s Hospital）。不同于今天它显赫的声名，这所古老的寄宿学校当年只是个慈善学校，专收经济窘迫的牧师子弟。天生好社交的他很快就适应了学校生活，成为校园奇人。他通古晓今、博闻强记，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无所不读。据说不管什么书，早上到他手里，晚上他就能讲给人听，并且一字不差。1791年升入剑桥后，课业对他来说毫无压力，他有大把的时间写诗、追女孩、谈政治、议宗教，后来觉得校园生活太乏味，于是偷偷改名混进了军队，可惜不是当军人的料，在军营训练了两个月后，连马背都爬不上去，结果被安排去照顾一个患了天花的战友。哥哥得知消息后，花了点钱打通关系，以“精神不正常”为由将弟弟成功救出。回校后，他仍无心念学，不久肄业，跟骚塞（Robert Southey，1774-1834）——比自己小两岁的剑桥校友——筹划去宾夕法利亚建一个大同社会（Pantisocracy）。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最终破产，柯勒律治最大的收获——准确说是“苦果”——是完成了个人的婚姻，娶了骚塞的大姨子——一个他并不真爱的女人。

然而，这些都没有写进《文学传记》，因为跟文学关系不大。此书第一章直接从他在基督公学的日子讲起，重点是讲影响自己诗歌创作的两个人：一个是校长博伊尔（James Bowyer，1736-1814），他告诫诗人：“诗歌，即使最为崇高的那一类和看上去最为恣肆的颂体，都有内在的逻辑，同科学一样谨严，但比科学更难，因为它们更加复杂、微妙，依赖于更多不可捉摸的因素。”（第7页）另一个是学长威廉·鲍尔斯（William Bowles，1762-1850），其写诗经验是“将自然的思想与自然的语言结合起来，并调和了心与脑”（24页）。灵感与逻辑并不矛盾，情感与理性可以共存，这成为柯勒律治后来诗歌写作的信条。同龄诗人当中，他重点讨论的是骚塞和华兹华斯，前者侧重于介绍他高尚的品德、诗歌成就以及遭受的不公正批评，揭示当时的期刊惯用偏见诽谤代替公正的评价，跟柯勒律治倡导的客观公正的批评相去甚远，而华兹华斯之所以遭遇非议，乃是他在有待商榷的论断和少量诗歌中存在的缺陷——这部分内容在第四章只稍稍提及，要等到第十四章才有更加详尽的描述。从第五章起，柯勒律治突然将文学的脉络搁置，开始追忆他早年哲学观的形成过程。

思想履历：从哈特莱到谢林

柯勒律治不仅是诗人，也是极具哲学素养的思想家。形而上学是他的一大爱好（另一爱好是“心理的事实”），1797到1798年特地去德国研究哲学，乐不思归，以致在得知次子夭折的消息后，也未回国。在接下来的九章里，他回顾了自己研读西方哲学的历程，展现他是如何从经验主义过渡到理性主义，再到超验主义和神秘主义。最先影响他的是哈特莱（David Hartley，1705-1757）的经验哲学。哈特莱受牛顿和洛克的影响，认为感觉是由于人体神经受到了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接着引起脑神经的震动而生出观念，而感觉和观念之间关系的建立，则是由于联想律的作用。柯勒律治早年服膺这种理论（特地将长子取名为哈特莱），后放弃，因为他发现人的心智并非总是机械地被刺激，而是有主动、创造性的时刻，此时他迷上了唯心主义者贝克莱（George Berkeley，1685-1753）的学说（他给次子取名贝克莱），不过贝克莱彻底否定客观世界，这是柯勒律治不能接受的。于是，他又转向了康德，认为物质与精神不能绝然分开，需要将主客体结合起来。然而，他对康德并非完全接受，尤其是混淆物质与精神、造物主与被造物这一点，此时合他胃口的是同时代的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1775-1854）, 后者认为外部世界和个体心灵彼此平等、同时存在，并且都有无限的发展空间。

这是对诗人哲学履历的扼要总结，书中的讨论要晦涩冗长得多，尤其是第十二章——全书最难懂、争议最大的章节，重点是讨论心智的属性，作者借用了谢林的思想，有些段落是直接从谢林的原著中摘译过来的。这一剽窃事件在柯勒律治逝世后不久，被德昆西捅出来，成为轰动一时的学术丑闻。诗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不光彩的勾当呢？最可能的原因是他急着赶稿子。本章和接下来的第十三章总共一万四千字是在四天的时间完成的，而谈论的都是深奥的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可以想见他在给摩根口授时，一定是将谢林的著作摊在他面前的。不过，诗人不大情愿称这是剽窃，早在第九章就给读者打过预防针：“我想警告我未来的读者：如果思想的相同，甚至是措辞的相似，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成为确定的证据，来证明某个段落是从谢林那里借来的，或者其中的概念是从他那里学来的。”（123页）换言之，他和谢林之间是心有灵犀，不仅观点相同，连用来表达观点的语词都一样。这让人想起波德莱尔在评论爱伦·坡的作品时说过类似的话：“我第一次打开他的书，带着颤栗般的狂喜，不仅发现了我梦中的话题，还发现我酝酿好的词语已经被他使用了——早在二十年前。”（Enid Starkie, Baudelaire, Routledge, 1957, p.218）柯勒律治说自己和谢林在纸面上的相遇是“愉快的巧合”（genial coincidence，123页）。这里的“genial”是个双关，除表示“愉快”外，还应该有“天才”（of genius）之意，可译为“让天才彼此欢欣的偶遇”——在褒奖谢林的同时，不经意间也有点自我褒奖的意味。对这样的赞誉，谢林欣然接受——他听到剽窃的传闻后不仅不以为意，反而感谢柯勒律治将自己的名字传到了国外。